《史记》“太史公曰”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太史公曰”的体例、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体例是文体和义例的合称。太史公曰的文体分为序论、赞论和论传三种，本文对这三类文体的概念作出了新的界定。义例或称书法，是作者行文的一种矩式，微言大义，以垂示久远。《史记》“太史公曰”所提示的书法义例，举其要有以下四种：一、明作旨之例；二、举一以例其余之例：三、互文见义之例；四、闲情寄意之例。 “太史公曰”的思想内容包括三大块：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和褒贬人物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是太史公史学思想的核心，原始察终与见盛观衰相结合，构成了司马迁审视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个完整的思维方式。“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总结历朝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如统治者须顺乎民意、重用人才等，二是考察历史人物功业成败的原因，如传记人物主观之“智”与客观之“势”因素的交互影响等。“褒贬人物成一家之言”是指司马迁在评断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时，滲入了他个人独特而深刻的人生体验，如真与伪、善与恶、义与利等，带有鲜明的情感特征，因而是典型的“司马氏之言”。 《史记》“太史公曰”的艺术特征表现为三个大的方面：强烈的抒情性；丰富多彩的论断语言和浓郁的杂文气息。“太史公曰”的抒情方式计有三种：直抒胸臆、复合情感和寓情于理。丰富多彩的论断语言就其论断形式而言，包括讽喻性的论断、引证性的论断、推见性的论断等。再者，“太史公曰”有着浓郁的杂文气息，从审美效果来看，它能移人情；从思维方式而言，它寓理于历史生活事例之中；从使用的笔法来看，它借古讽今、干预现实。这些都是有同于杂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