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其著述与思想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胡适研究现在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热点之一。 胡适一直认为自己从事学术研究是正途，而谈政治是歧途，虽然他留下的文化遗产很难以政治和学术划分为不相容的两极，本人仍把探讨的重心放在胡适的学术研究方面。 胡适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但其大部分学术活动却集中在古籍整理上。他把整理国故视为再造中国文明的重要一环，认为这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必要前提之一。正由于胡适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于此，所以他也就同中国的文献整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文献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不少主张和看法。本文试图通过对胡适文献整理活动的考察，探讨其文献整理思想及其在中国文献整理事业中所居的地位。 胡适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革故鼎新。他以学术研究不管是中学还是西学都一视同仁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了时代重估。 作为一位学术大师，胡适提出了自己文献整理的基本构想：1．打破传统的把治学集中于经史的狭隘格局，扩大整理研究范围；2．编纂索引工具书，以利于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寻找研究资料；3．对文献。整理事业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以利于确定研究方向；4．对浩繁的文献典籍进行分科整理，以形成一部部可信可读的专史。 胡适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此说在哲学上应如何评价，自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讨论，但在古籍整理中却是影响很深的。这个研究方法，是胡适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乾嘉考据学的传统治学精神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它一直是胡适整理古籍的基本方法。胡适的这一“科学方法”深深地影响着他的考证工作，特别是对古箱版本的考证，从而形成了他颇具特色的版本校勘理论，这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术活动。 胡适治学具有雅俗并重的特色。他一方面推动白话文运动，整理古籍，特别是分段、标点和考证古典白话小说，把文献整理同文化普及密切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他又致力于雅文化的整理和提高，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譬如他写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又整理考证禅宗史、考证《水经注》，等等。在这当中，胡适不管是整理研究雅文化还是俗文化，都坚持言必有据，这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史料观。 胡适的治学与为人处世态度也有助于他的文献整理活动，广交海内外朋友，使他能够收集到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笔耕不辍，提携后进，令其学术影响更为深远。 总之，胡适不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文献学家，其“科学的”治学方法和严谨的治学精神，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当今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