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从生产方式角度讲,数字技术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劳动过程。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狭义的生产方式,指的是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支配最大量商品交换的劳动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叙述了工人们的劳动过程是怎样在资本的掌控下,从手工工场的协作劳动过程转变为以机器大工业为前提的劳动过程,并使劳动过程理论成为一个完整的、成体系的理论学说,这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关于数字劳动过程中价值创造与分配的研究是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应用。全文整体上遵循了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方法,从数字劳动过程的核心概念入手,在对数字劳动过程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控制形式、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创造、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实现、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分配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后,再来具体到数字劳动过程的全球图景和对中国的启示上来。全文按照“数字劳动过程—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分配—数字劳动过程的全球图景及对中国启示”的逻辑思路展开,共包括十章内容: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文献综述等内容;第二章为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主要是在对数字劳动过程核心概念界定和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数字劳动过程“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分配”三维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章为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劳动过程的特征和形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数字劳动过程兴起的前提条件,我们在对全球和国内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数字劳动过程的要素特征,并归纳了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四种具体表现形式;第四章为数字劳动过程中的生产组织方式与控制形式,主要分析了数字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之间的结合方式的变化、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以及数字劳动控制形式的变化,指出数字劳动过程控制的实质是劳动的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转变;第五章为数字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在本章我们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论述进行了全面回顾,对学术界长期争论和影响数字劳动过程价值创造分析的三个重要问题,即非物质劳动能否成为生产劳动、流通领域劳动的生产性问题、生产劳动是否必须为雇佣劳动展开了重点分析,并对数字劳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具体劳动形式是属于生产劳动还是属于非生产劳动做出了辨析;第六章为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创造研究,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我们先分析了价值的物质载体,具体劳动对使用价值的生产,之后开始分析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我们对数字劳动过程中价值创造的争论进行了探讨,并认为数字劳动过程中价值创造的分析应当回到马克思,回到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研究思路上来,之后在该章节我们还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七章为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实现,主要包括流通过程的时空同步转向、实物与信息的双流通转向,价值实现的时空压缩,数字物流运输和数字平台商业变革等内容;第八章为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分配研究,主要包括价值分配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客观生产条件与收入分配、主观生产条件与收入分配、剩余价值M的分配以及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分配机制与结果等内容;第九章为数字劳动过程的全球图景及对中国启示,主要内容包括数字资本全球扩张的内在逻辑、造成的后果,数字劳动过程中数字技术带来的新一轮国际分工与协作体系变革以及数字劳动过程中全球分配的不平等问题,以及中国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治理措施;第十章为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在上述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主要得出如下六个结论:第一、数字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发生了改变,资本凭借对关键数字生产资料的掌控,将劳动者拥有的部分生产、生活资料纳入到了资本增殖的运动中。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社会总体生产资料作用的强化和个体劳动者活劳动作用的弱化。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不再是一无所有,劳动者可以拥有部分生产资料,从而演变出多种类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在数字劳动过程中,数据信息、数字基础设施等作为一种社会总体生产资料显现出巨大的作用,并成为了关键性的生产资料。资本只需掌握关键的数字生产资料,就能够实现对劳动过程的有效控制,而劳动者拥有的生产资料则被重塑,并纳入到数字资本所掌握的生产资料范畴之中。第二、数字劳动过程中的控制形式与传统控制形式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传统监督控制和“去技能化”控制向数字监督控制和“数字去技能化”控制转变。数字劳动过程中独特的算法控制具有全面性、瞬时性和不透明性,其非人格化的规则不仅带来了数字劳动过程中效率的提升,而且使得控制手段更加隐蔽。通过算法与法律合同重叠设计,数字劳动过程下的劳动者对控制的反抗与传统控制相比更为艰难。同时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数字游戏化”的控制形式,通过徽章、关卡、记分牌等游戏元素,利用计算机伪社交特性、在激发劳动主体潜能的同时加强了对数字劳动者的控制。数字劳动过程中表现出的某些自主性特征使得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看似弱化了,但是形式强制性减弱的背后却是劳动对资本实际隶属的加强。第三、数字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劳动指的是为资本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生产劳动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其判断标准随着社会的生产实践而发展,对于雇佣劳动这一判断标准而言,实际上的雇佣关系,而非法律或形式上的雇佣关系,成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依据。在传统劳动过程中,雇佣劳动作为从属于资本并被资本直接控制的劳动成为判断是否为生产劳动的依据。如今在数字劳动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数字劳动表现出了在法律上“去雇佣关系化”、“去劳动关系化”的趋势,而这部分劳动尽管不具有法律上的雇佣关系,但却实际上仍然从属于资本,并也被资本通过各种数字技术手段严格控制。对于这些劳动是否具有雇佣关系,不能简单根据法律形式来划分,而是要深入到具体的数字劳动过程,考察数字劳动是否实际从属于资本,是否被资本所控制,由此得出数字劳动是否具有实际雇佣关系,只要数字劳动实际上是一种雇佣关系,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并为资本带来剩余价值,那么它就可以成为生产劳动。第四、对于数字劳动过程中价值创造问题的研究,应该回到马克思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上来,即只有数字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国外两条主流研究路径和福克斯的数字劳动过程价值分析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非物质劳动”实际上否认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数字劳动过程中的适用性,建立了以“共同性”为基础的新的价值体系。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尽管尊重和继承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秉承了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不同学者对受众商品界定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对数字劳动过程中价值创造来源的判断也存在较大差异。学者福克斯沿袭“受众商品”的思想提出了“产消一体生产”和“数据商品”等概念来分析价值创造,但福克斯对于数字劳动过程中价值的分析过于简化,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商业数字平台的复杂经济现实中。通过对国外两条主流研究路径的分析,我们发现无形数字商品所具有的特殊成本结构是造成不少学者研究价值创造问题时抛弃马克思理论的原因。我们对此进行了辨析,并认为无形数字商品的特殊成本结构,即几乎不费劳动就可以无限复制的特点,并不是放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充足理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仍然是数字商品的价值度量标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数字经济时代也仍然具有解释力。对于数字劳动过程中价值创造问题的研究,也应该回到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分析思路上来。第五、在数字劳动过程的分配机制中,客观生产条件即数字要素的占有状态成为影响分配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对于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由于现有的数据等数字要素所有权不明晰,而实际控制权大多掌握在数字资本手中,这也就造成了在分配环节中,数字资本可以凭借数字要素生产条件而获得较多的价值比例。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分配机制不仅仅表现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同时也体现在资本之间的剩余价值分配,大型数字科技巨头和数字平台企业凭借着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的垄断优势,获得了巨额的租金利润。数字劳动过程中分配的结果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方面,出现了全球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二是在劳动内部的分配方面,新的数字技能需求使得劳动者内部产生了分化,低技能的普通劳动者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低,并且很难找到上升的渠道,而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回报却在不断增加。数字劳动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第六、数字平台经济全球化使得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被进一步纳入资本价值链,通过转移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本国经济矛盾向全球输出,在提高本国资本利润率的同时,导致全球平均利润率水平不断下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化数字平台企业,如谷歌、脸书、亚马逊等具有其他国家企业不具备的垄断性交易条件,阻碍了资本的自由流动,从而获得了由更高资本周转速度带来的对其他企业和行业剩余价值的转移与占有。由于纯粹流通领域的非生产劳动具有较强的价值和利润转移功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字资本的非生产劳动就可以通过全球价值链由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来进行补偿,全球化下的价值再分配使得数字资本一定程度缓解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情况。但是,全球的利润总量必须与生产出来的全球剩余价值总量相对应,全球价值链的再分配,增加某一环节利润的同时,也必然会减少另一环节的利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转移价值获得较高利润率的背后,是以全球范围内的平均利润率下降为代价的。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构建了一个数字劳动过程“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分配”三维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对数字劳动过程的核心概念、特征形式、生产组织方式和控制形式进行了基础层面分析,之后重点对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创造、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实现、数字劳动过程的价值分配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与研究,最后再具体到数字劳动过程的全球图景和对中国的启示上来。通过对价值的创造、实现与分配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与联系的分析,尽量较全面地分析了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创造与分配。第二、对数字商品具有的特殊成本结构进行了较详细地剖析,回应和反驳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过时论”。数据、信息等数字商品具有的特殊成本结构,即可以很容易地被无限复制的特性,使得以劳动时间计量为基础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看似陷入了危机。但数字商品的特殊成本结构,并不是放弃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充足理由,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单位数字商品有价格并不等于有价值,通过数学推导发现单位数字商品价值趋近于零却并不等于零,数字商品的价值度量标准仍然只能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以数字商品具有的特殊成本结构来质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适用性是缺乏依据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数字经济时代仍然具有解释力。第三、从马克思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出发,尝试探索了一条解释数字劳动过程中价值创造的分析路径。我们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一般和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对学术界长期争论和影响数字劳动过程价值创造分析的“非物质劳动能否成为生产劳动”、“流通领域劳动的生产性问题”、“生产劳动是否必须为雇佣劳动”这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辨析。并结合数字经济发展实践,对现在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具体数字劳动,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数字平台企业中的数字技术劳动者、平台中的个人用户的劳动是否为生产劳动,有没有创造价值这些新出现的、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最后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数字劳动过程中资本对劳动控制方面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由于数字劳动过程具有高度灵活性,统计数据相对缺乏,文中支撑数据相对不足;对于数据要素所有权的讨论还不够充分,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