婢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女性群体。十六至十八世纪,婢女显现出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特征。其身份、地位以及独特的社会角色和生存策略都构成这个时代女性和社会史中的重要课题。着眼于对婢女生存状态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理解婢女阶层多样化和多层化的面貌。从女性史的角度来看,对婢女阶层的研究,还有助于推动中国妇女史领域关于下层妇女的研究。从社会史意义上讲,对婢女群体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对于深化理解明清时期的“贱民”生存状况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六章对十六至十八世纪婢女生存状态进行较为系统化的分析。第一章“女性的生存空间”。本章概括了十六至十八世纪影响“良家”女沦为婢女的几个重要时代因素。商品经济的繁荣不仅模糊了以往良贱等级的界限,刺激了奢侈之风的盛行,而且还冲击了原本就很脆弱的女性栖身的小家庭,造成女性向家外流动的倾向。然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并没有为女性开拓出更广泛的谋生空间,反而因生产劳作的专门化、技术化将相当数量的女性挤出传统社会劳作的范畴。同时,女性居家意识的盛行与强化也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层面上束缚着女性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动向。第二章“婢女数量的增长态势及其成因”。本章通过考察社会各阶层广泛存在的蓄婢情况及女性成为婢女的主要途径,从整体上勾勒出当时婢女数量增多的趋势。关于成因,首先从生存重压的角度指出土地兼并、官府横征暴敛、高利贷盘剥和清初奴隶制残余向内地扩展四个方面论述了婢女数量增多的原因。其次,从女性性别角度,指出在商品经济刺激下扭曲的男尊女卑观念、社会的奢靡风气以及从事买卖婢女活动的专业团伙和中介人三个因素对婢女数量增多产生了推动作用。再次,对小家庭卖女为婢的行为进行分析,指出其实质是一种经济重压下的伦理道德变异。第三章“婢女的社会定位与生存境遇”。本章着重探讨婢女的生存实态,力求全面、深入地反映婢女生活的全貌。首先从国家法律条文与私人家规两个方面勾勒出关于婢女生存的大框架。然后围绕婢女的类型、角色以及生存境遇三个方面考察婢女的具体生活情况,从中发现婢女所扮演的劳动者这一总角色下还可进一步细分出多种角色。同时,婢女的生存境遇也会根据其在主家中的类型与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存在差异与分化。第四章“婢女的婚姻状况”。本章对婢女婚姻的丰富内涵、法律文本中的相关规定、主家的实施过程以及婢女婚姻实态四个方面进行细致考察,展现出婢女婚姻与婢女角色变动的情况,以及婢女婚姻的特异性与多重动向并生的特征。研究发现,婚姻对婢女而言,既可能是向普通女性通常结婚生子人生轨迹的回归,也可能是向高等级家庭流动并改变其自身卑微身份的途径。第五章“‘义婢’研究”。本章分别从社会存在与文本建构形象两个层面对当时所谓的“义婢”进行研究。从对“义婢”概念的界定、类型与原因三个方面对现实存在的“义婢”现象进行剖析,指出“义婢”现象的发生是外界“重义”舆论导向与婢女主观方面所存在的自我认同、自我变异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文人对塑造“义婢”形象的热情以及“义婢”形象所表现出的时代特征可以看出,文人欲借“义婢”形象来挽救当时主婢关系日益消融的颓势以及规范两性关系的目的。本章提出,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义婢”在相当程度上可视为由官方倡导以及士人为应对主婢矛盾激化而对“义婢”采用强化的特写方式造成的。第六章“关于婢女的社会思想——以训诫语中的驭婢观念为例”。本章以反映士人观念最为集中的训诫语为主体资料管窥当时有关婢女的社会思想。训诫语中既有“谨防酷训”防范婢女的消极主张,也有“待婢以宽”提倡主婢之间宽容与沟通的积极方式。其中“宽婢”思想与儒家提倡的“道德救时”传统一脉相承。但这种秩序规范的具体实践可操作性当然与其理想的主婢秩序稳定化的预设目标相差甚远。结论部分在总结本论文研究所得出的各项基本结论之外,进一步指出: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婢女现象反映出商品经济繁荣对女性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社会分层的复杂性以及奴隶制因素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存在。同时,社会史与女性视角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考察其他阶层妇女也具有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