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中的抒情主体“我”与“我们”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即个体话语与集体话语。新中国成立后到市场经济时代,汉语新诗的抒情主体为争取独立性而作出了不懈努力,个体话语在集体话语的包围中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突围。当代主流诗坛在建国后至朦胧诗之前,是作为集体话语权代表的“我们”“大合唱”的时代,政治抒情诗风靡主流诗坛“我们”对“我”极尽覆盖与控抑,个体“我”在向集体“我们”位移的同时表现出诗性本能的纠结和矛盾;“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和朦胧诗一脉相承,以抗议的姿态,借由“民间”重申了诗歌主体独立性。诗人们试图在对个体觉醒和历史重建的追寻中实现时代承担,“我”又一次成为“‘四五’代群”所构成的集体——“我们”中的一员,但诗人们最终实现了“我”的发声,经由痛苦的裂变为朦胧诗后“我”的彻底崛起做了准备;“后朦胧诗”时期,诗人们以介入生活的态度描写日常生活与存在之思,“我”的多向度言说表明诗歌主体真正实现了个体独立。但受时代语境的影响,诗歌边缘化地位日益突出,“我”迷失在市场经济构筑的“无物之阵”中,陷入迷失与异化的囹圄,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集体大众所在的“民间”具有先天的杂芜性,诗人放弃历史承担的过分介入,让诗歌主体又一次面临被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所代表的集体话语包围的危险。在精英文化失落、通俗文化兴起的今天,集体话语权从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领域游移到市场主导的大众“民间”,何种言说方式以及精神指向的选择是诗人的自由,但保持诗歌主体的独立性却应该是诗人不变的使命。当代诗人们正是在时代主流话语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作用下,不断融入人群又不断逃逸出人群。“我”在新诗的成长道路上,一边破碎一边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