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规范化这一改革理念的诞生,就过程而言可以类比为一个包含了诱因和催化的化学反应。诱因是指个别罪名的量刑指导规范的数目累积,在2012年之前,量刑规范指导的范围多局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社会权益以及公民个人权利等方面,并且多以司法解释或者是以年度的典型性案例的形式出现。2012年之后量刑指导范围虽然逐渐扩大到了财产性犯罪,罪名数量累积,名目繁多,但依旧没有一个总纲可以对这些罪名的量刑规范起到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这就为量刑规范化的产生提供了一个诱因。而催化,也就是加速这一规范化产生的条件,是指我国对建设法治国家的刑罚轻缓化的趋势要求。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威胁法益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这必然要求刑罚的侧重做出相应的改变,在“从严”的基础上,刑罚趋势整体趋于轻缓化。这种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双重要求,诱因和催化,量刑规范化应运而生。我国的诉讼结构较之其他国家,复杂且部门之间的相扣紧密,因此量刑规范化这一改革所牵涉的因素,需要克服的困难也较之更多。就目前试点来看,已经有不少问题出现。首先是惯性问题,笔者对量刑规范的区间进行计算发现,所谓“规范”就是对刑罚的区间值进行了上下一定数值的限缩,中间值抑或平均值均无限制,在实际操作中的限制意义并不明显,这就导致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依旧存在按照经验直接审理的情况,规范意义不明显。其次是量刑规范的法律地位,它的法律渊源是什么,试点后是否有体系化与部门法之中的必要,还是按照司法解释的指导性文件的形式存在?最后是量刑规范化是否会模糊个性化的问题,这里也是争议最多的一点。笔者对试点地区进行了数据提取和分析,分别制作了近几年的量刑趋势进行对比研究,同时设计了两个模型:一个以说明量刑规范化的操作为主,说明量刑规范化在实践操作中的模式、以及动态运行过程;另一个则以莫比乌斯环^（1）为研究模型对量刑规范化的体系化问题作出解释,通过这种以建模为主的实证研究手段,笔者希望能对未来量刑规范化的完善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