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研究调查慢性心衰患者对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ACP）准备度的现状,并分析ACP准备度影响因素;探讨ACP准备度与医学应对方式、生命意义感、死亡焦虑感的相关性,为进一步深入探讨ACP准备度的干预策略提供理论支持。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选取2020年7月至2021年2月在某三甲医院就诊的慢性心衰患者210例。研究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Charlson合并症指数量表（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慢病患者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准备度问卷（ACP Readiness Questinnaire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医学应对方式量表（Medical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MCMQ）、生命意义感量表汉化版（Chinese Version of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Scale）、死亡焦虑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Templer’s Death Anxiety Scale,C-T-DAS）。数据经双人录入Excel,运用SPSS25.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学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结果1.慢性心衰患者ACP准备度水平现状:慢性心衰患者ACP准备度总分为（76.38±9.83）分,其中态度维度（33.83±4.85）分;信念维度（24.66±4.70）分;动机维度（24.63±5.60）分,总分及态度、信念、动机得分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2.慢性心衰患者面对应对方式得分为（21.50±5.11）分,屈服应对方式得分为（11.56±3.00）分,回避应对方式得分为（15.58±4.32）分。慢性心衰患者生命意义感总分为38.29±6.32分,属于中等水平,其中存在生命意义维度（21.36±3.86）分,寻找生命意义维度为（16.93±2.97）分。慢性心衰患者死亡焦虑得分中位数为（7.57±2.11）分,死亡焦虑处于较高水平,123人（63.4%）为高死亡焦虑,71人（36.6%）为低死亡焦虑。3.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近5年丧亲经历、心脏疾病家族史、病程、心脏急诊就医经历、NYHA分级、Charlson合并症指数分级的慢性心衰患者间的ACP准备度得分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ACP准备度总分及各维度与面对型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与回避和屈服型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与生命意义感总分及各维度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与死亡焦虑感总分及各维度均呈现负相关关系。4.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脏急诊就医经历、心脏病家族史、面对应对方式、回避应对方式、压力与痛苦、近5年亲属去世、年龄是慢性心衰患者ACP准备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可解释总变异的29.5%（P<0.05）。结论1.慢性心衰患者对ACP准备度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态度、动机和信念方面同样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除了采用回避型和屈服型应对方式,也有患者倾向采用面对型应对方式;生命意义感属于中等水平;死亡焦虑水平较高。2.采取回避和屈服应对方式和死亡焦虑程度越高的患者对ACP准备度越差;较常采用面对应对方式的患者对ACP准备度越好。3.慢性心衰患者对ACP准备度主要受心脏急诊就医经历、心脏病家族史、近5年亲属去世史、年龄、应对方式和死亡焦虑程度的影响,医护人员应了解其对ACP准备度的特殊性,采用针对性的健康知识干预体系,提高患者对ACP的准备度,改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