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国门洞开，使得西方文化以如潮之势涌入中国，曾经的文化优越感在历经战争的炮击后备受震撼，中国传统文化话语在西方话语的巨大冲击下逐渐分崩离析，进入了一个话语急剧变革的时代。新的话语变局的出现直接起因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话语的强势入侵，但清代文化发展的轨迹与倾向，也为中国话语的变革与新生提供了内在根据和主体需求。虽然清朝前期文化采取了高压钳制式的话语政策——话语专制主义与话语排外主义。但后期的“经世致用”思潮则打破了这个独裁的话语局面，为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提供了思想准备，也为而后的话语变化带来了新的生机。鸦片战争后，西方话语体系在由技术理性话语、政治制度话语，再到价值意识话语的逐步晋升中，被整体、全面的引入中国，加深了近代中国话语嬗变的进程，而马克思主义话语则凭借其深厚的理论资源，通过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论战，逐渐发展成为强势的一元话语体系。这个一元话语体制由于战时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惯性，突出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话语层面的革命性；二是大众话语层面的集体主义。这两种话语特性为马克思主义话语在改革开放前期提供了政治上的话语主导和大众话语层面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一元话语体系的主体地位。然而，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来临，再次推进了话语体系的嬗变，在深刻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下，一元话语体系逐渐式微。理论话语层面的自由主义话语、“新左派”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的风靡，以及大众话语层面的流行文化话语的兴起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多元文化再次兴起。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极化不仅为世界上各种思潮和文化提供了一个广泛的价值交流平台，更为具有先进文化软实力的西方话语在中国文化领域占据绝对性的优势提供了契机。但中国话语却始终蹑足于西方话语的笼罩下，缺乏涵有文化软实力的话语权。特别是在这个愈加注重文化软实力的当下，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势的文化软实力，才会在国家话语权之争中赢得主动地位，才能在在国际领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我国若要在西方国家强势的话语霸权渗透下获得话语主导权，就必须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中重塑涵有中国魅力的话语体系，发展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这就要求我们探究近代以来中国话语中的矛盾与冲突，厘清当下话语体系的走向，为未来话语话语的建构提供历史依据与资源，这样才能更好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掌握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