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作为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巨著,从文化的角度折射出汉家气象,司马迁亦以其艰苦卓绝的著史精神和光辉卓识的思想名垂后世。自《史记》问世后,历朝历代研究《史记》的学者多不胜数,有关《史记》的著述也是汗牛充栋。直到近代,此风不减,但对《史记》的研究大多限于史学和文学领域,对司马迁的思想研究所占分量较少,且划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美学等条块进行研究,司马迁的思想难以窥其全貌。对此,本文试图从司马迁为《史记》定位的两大宗旨来对司马迁的思想做一整体梳理。司马迁在《报仁安书》中,将著述《史记》的目的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史记》所阐述的思想集中在天人、古今两个方面。而天人、古今思想则源于汉武帝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就天人关系而言,汉武帝时期为了重新构建汉家的神学体系,掀起了大规模的天人关系讨论,出现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正源于此,并且吸收了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将其融入到史学中,形成了自己的天道观。就古今之变而言,一是来自于汉初对秦亡汉兴的历史变动探讨,二是基于汉武帝时期严重的社会矛盾,希望通过对古今之变的探究,为汉家提供借鉴。故而,司马迁的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究天人之际”形成的天道观,“究天人之际”的“天”有两层含义,一种是自然意义上的天,一种是宗教神学意义上的天,这两种天是相互联系的,在天和人地位中,天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其次,天人之间存在着感应关系,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上天示象,显示天意,这主要通过天象、祥瑞、灾异、梦异、卜筮等方法实现;二是上应天命,主要有祭祀、改制、封禅等。另一方面是“通古今之变”形成的历史观和王道观。司马迁采纳了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将整个历史看作一个循环的过程,在历史循环的大框架下,注重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承敝通变”和“法后王”。在孔子的王道文化的感召下,司马迁探究历史治乱兴衰,形成了王道观,王道观的内容主要包括正名实、礼让、任贤、讽谏、吏治和兵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