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翻译已然从具有人文特点的活动转变为全球化的产业。但由于大多数传统翻译公司片面追求利润,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被迫接受过低报酬和不合理的工作量,导致翻译人才流失、翻译市场出现低价竞争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以上海自由译者组织(Shanghai Freelance Translators Team,简称SFTT)为代表的新型翻译组织逐渐兴起,其颠覆传统翻译公司运营理念,通过灵活创新的管理模式赋予译者充足权力、保证翻译服务质量。但当下,针对新型翻译组织中译者权力的实现途径和分配方式相关的学理性研究仍然较少。本研究结合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 Theory,简称S S T)和拉图尔(B runo Latour)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作为概念框架,从以下三个宏观视角对SFTT这种新型翻译组织进行观察:新型翻译组织作为翻译产业的子系统、新型翻译组织作为独立的社会系统、新型翻译组织与其他社会系统共存;同时,当SFTT被视为独立的社会系统时,本研究从微观角度对其行动者网络的动态转译进行了描述,并对网络中成员间的权力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利用问卷调查、深入访谈、观察组织成员的互动等手段收集并分析数据,本研究尝试性地探究了新型翻译组织中译者权力的实现问题,具体分为五个研究问题:传统翻译公司中权力关系的分布、新型翻译组织兴起的背景与契机、SFTT行动者网络动态转译过程、新型翻译组织中权力关系的呈现、新型翻译组织和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新型翻译组织作为翻译产业的子系统视角下,传统翻译公司中译者的弱势地位催生了新型翻译组织,后者的产生有助于解决译者的权力困境。因为传统翻译公司以“资本化”作为运行符码(the operative code),通过压低翻译报价、增加翻译量获取利润,此类公司的工作网络结构呈现出层级化的特点,译者处于层级底端,没有权力参与翻译质量、翻译报价等标准的制定,只能被迫通过牺牲翻译质量、增加翻译数量的方式维持生计;而新型翻译公司以“专业化”作为运行符码,重视翻译质量并视自身为读者可靠的代理人,其扁平化的工作网络赋予了译者发声的权力,使得译者参与到工作量、翻译质量等标准的制定中。当SFTT这类新型翻译组织作为独立的社会系统时,本研究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转译”(translation)的步骤,即问题呈现(problematisation)、利益赋予(interessement)和行动者征召(enrolment),对《2019年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翻译项目中SFTT核心成员与翻译委托方德勤、核心成员与学生译者这两组二元关系的互动分别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在转译的过程中,此类新型翻译组织通过保证翻译质量成为行动者网络中的强制通行点(the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将潜在翻译委托方纳入其生产网络中,而后者通常为对翻译质量要求高、经济实力雄厚的中大型企业;新型翻译组织与委托方之间为平等合作关系,在两者沟通中新型翻译组织成功定义了翻译质量的标准,通过成功书写和流通保障译者权力的合同、文件和规定等,此类组织可根据价格、工作量等指标自由选择承接或拒绝某个翻译项目的执行;同时,作为译者权力困境的解决者,新型翻译组织通过采用合理工作量、平等沟通权以及提供专业培训等利益锁定策略(interessement devices)吸引译者参与其生产网络,并形成扁平化的工作网络,确保译者以翻译质量为首要工作目标,译者因此成功摆脱因赶工造成的翻译质量下降等伤害读者利益的道德困境。从SFTT与其他社会系统共存的视角来看,研究发现以SFTT为代表的新型翻译组织是政治经济系统、企业系统、读者系统、高校系统与科技系统相互作用与渗透的结果,是上述系统经过系统耦合作用形成的产物,各个系统地位平等、在坚持自身利益和目标的前提下与其他系统达成共识与合作,这体现了组成新型翻译组织的各个社会系统间的权力关系体现出平等、合作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