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是人类理性得以全面突破的时代,也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转型开启的时代,人们开始面对前所未有之变局。然而在人类文明整体进入一个全新发展阶段的同时,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有着自己厚重文化传统的国家,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转型苦难中。个中原因虽不简单,但近现代理性主义的极度张扬显然是引发社会转型苦难的一大祸手。这种理性主义思维渗透到诸多社会领域并产生深重影响,如政治上的集权专制、经济上的计划控制、文化上的全盘破旧等,而同样的,理性主义思维也影响了一个社会中对道德生活形式的选择。我们知道,道德生活有内容和形式之分,前者主要是指道德行为规范的内容,而后者则主要是讲道德证明、说理和传承的方式。一般而言,人们对道德生活的关注通常是它的内容而不是它的形式,殊不知社会的道德生活形式却是人类道德生活的真正决定者。因此,要寻求转型社会生活中道德困境之成因并探索市场经济时代的道德解困路径,从反思理性主义道德生活形式这样一个角度入手则是一个更好的尝试。现代化转型道路上,诸多的历史经验向我们表明,理性主义道德生活形式并非一时一地之选择,相反却是转型社会之主流,直至我们当下,情况也没有很大的变化。此种道德生活形式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它倚重得到理性说明的至善道德理想,依靠灌输说理的方式进行道德教化,并以一套高度严谨、清晰的逻辑论证来证明并维护这一道德理想的至上权威,而其最为核心的特征是对既定道德生活内容充满理性自信,并以在人间建立道德理想国为终极实践目标。追根溯源,理性主义道德流行的背后有着两股推动力量,其中一股力量便是近现代历史时期人类理性主义思维的极度张扬,而另一股则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转型苦难的催化,正是在这两股推力的循环强化下,理性主义道德生活形式被塑造形成并逐渐成为人们道德生活中的流行样式。理性主义道德生活形式为人们勾勒的道德理想图景是诱人的,然而它所承诺的此岸天国却是永远无法兑现的。一方面理性主义道德自身内部存在着无法消解的理论逻辑与道德实践吊诡：道德教化所依赖的权力、权威膨胀异化之后,却将整个社会引向一条专断与“他律”之路；而对于至上道德权威的维护,则必将在一个多元社会内挑起“诸神之争”；意欲实现此岸至善天国的道德实践势必逐步演变为充满暴力杀戮的社会革命；结果在人类自负的理性之下不但没有实现最初的“道德理想国”,反而使社会陷入一种道德理想幻灭与伪善的生活残局。另一方面,它面对当下市场经济时代大潮时,又无法提供自足的社会资源与道德资源来因应前者提出的特定要求：理性主义道德生活形式下的一元、封闭与动荡的社会,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多元、稳定、开放的环境与资源要求。这就决定了,经历道德理想革命、奉行理性主义道德的国家,一定还要经受更为艰难的现代化“磨难”。认清理性主义道德生活形式的自身困境与局限所在,是梳理当前转型社会道德困境的重要一步,而要走出这种道德困境,则需要具体的深入探索。首先,我们需要实现一种思维范式的转变,只有认识到理性主义道德并非人类道德生活的福音,并且摆脱这种理性主义思维的影响,人们才能走出“西西弗斯”式的道德困境。其次,对社会中至善道德理想需进行有限度的解魅,要认识到道德理想对于社会及个体的重要意义并将这种理想追求限制在适宜范围内,最终实现道德理想的真义回归。再者,需要将道德与政治权力进行两分,在对道德政治化发展趋势进行清算并消解意识形态化道德的基础上,为政治权力划定阈限,完成其与社会道德间的松绑。最后,为市场经济社会寻求一种契合的道德生活形式,即一种回归日常生活、立基于实践经验之上的厚实道德生活,通过社会中多元的道德共同体组织实现一种实践性道德生活的回归。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多维向心式的道德解困之努力,最终才有可能走出当前道德淡漠与精神贫瘠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