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大众文化视域下的粉丝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中多样化的粉丝行为个案,分别从粉丝的文本生产、心理动因和消费行为等方面解析其行为规律,澄清其普遍性的社会意义所在,并以此探究粉丝文化在大众文化少序、失序的社会系统中规范发展的可能性和路径。通过对粉丝文化研究中相关概念的审视,我们对粉丝文化研究的介入角度有了更明确的把握,即在大众文化环境中衍生的文化工业产品所诱发的粉丝活动及其在多层面、多领域映现出的价值与问题。粉丝文化的理论研究大体上经历了“积极受众”、“消费社会”和“多元方法论”三个迭代演进的阶段。考察中国粉丝文化发展进程时,将其还原到粉丝文化研究嬗变的三阶段场域中,并尝试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社会历程中予以回溯,我们发现,中国的粉丝文化在理论建构缺位的情况下,其发展样态和路径却是完整连续且清晰可见的。因此,尽管在理论研究的历史沉淀上有所缺憾,但在经历外部环境的改善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后,中国粉丝文化无论实践样式,还是相关理论研究,都将可能在由新媒体引致的传媒生态数字化转向的时期,实现与国际同步。粉丝文化是大众文化的突出代表,粉丝的“文本生产力”也是粉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粉丝解读文化工业产品的过程,不仅是个体价值观的彰显,也是获得审美愉悦和话语权的手段。粉丝文化中的参与性,使粉丝将其占有的文本知识和生活经验带入到粉丝文本的生产中来,并有效地缩短了文化工业产品与粉丝的距离和沟通过程。中国的粉丝文化因发展历程和所处社会环境的特殊性,使得粉丝的文本生产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因而无法简单地通过某一种范式对其进行概括归类。关于文化话语权收编与反制始终存在,粉丝的才华展演也不会停止,其盗猎大众文化产品的行为仍将继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粉丝的文本生产行为研究将会受到进一步关注,并对文化的走向产生更深远的影响。较长一段时间以来,粉丝一直被公众、媒体甚至学界认为是一个“病态”群体,或是带有青少年反抗特质的“亚文化”社群。基于这种认知之上的粉丝心理分析也往往带有病理诊断的意味。事实却是,当代大众文化视域下的粉丝行为早已不是一个小众的实践行为,而是自由社会中的一种普遍行为,因此再使用病理分析的方式来阐释粉丝的心理动因显然已不合适。反倒是人类的情感欲望和身份认同诉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粉丝心理动因的合宜视角。首先是“力比多”作用下粉丝对偶像性魅力的欲望和幻想。文化工业的着力宣扬和大众媒体的过分展示,客观上刺激了粉丝对于偶像性魅力的追寻,最终导致粉丝、偶像与媒体形成了以性魅力为纽带的多向沟通。从另一层面上看,粉丝的实践活动使其通过情感投射完成了自我认同,在互动交流中和“前台/后台”统一下强化了自我认知,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并在强化粉丝身份的过程中获得接近“理想的我”的成就感。另外,处于群体中的粉丝个体在群际交往中,产生群体的归属感与荣誉感,并完成粉丝群体认同是粉丝心理机制分析的第三层面。在群体认同的过程中,粉都通过群体内部组织制度初步划分群体边界,通过群外比较强化边界,通过行动实现积极区分借以巩固边界。三个层面的剖析大致描摹出粉丝实践行为的心理动因和行为路径,这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粉丝文化的发生、运行机制。置于社会关系背景中的粉丝消费,本质上是粉丝与偶像间的一种双向沟通方式。二者在沟通过程中,完成崇拜与被崇拜的角色扮演,形成一种环状流动关系。在这个闭环中,偶像通过输出抽象劳动成果或符号价值,供粉丝完成其欲望幻想和精神层面上的诉求。而粉丝对于偶像及其经营团队则具有双重经济意义:他们一方面是最真实、直接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偶像的间接营销工具,作为人际传播的源动力而存在。正是这种经济意义导致粉丝被动地成为了偶像的行为约束力量,使粉丝消费戏剧性地在维系社会道德规范方面发生了间接的作用。就粉丝自身而言,其消费行为带有天然的矛盾心理:既无法摆脱个体进行自我区分的需求,又渴望“集体有意识”的同质化。粉丝个人需求在群体语境中被激发、释放,粉丝群体边界又在个人消费过程中得以彰显和强化。从偶像文本到文艺作品,从商业品牌到生活方式,从“人物”至“事物”无不能成为消费对象。伴随社会环境的演进和技术文明的迭代,粉丝的消费范围会继续向其他领域渗透,并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微调和大众文化的发展轨迹,而粉丝则在消费过程中实现精神诉求和身份认同的满足。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粉丝文化在呈现其辨识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存在非理性和秩序失控等问题。然而,问题产生和激化的原因是复杂的,疏导方案理应也是多层次的。粉丝语言暴力引发的粉丝文化发展失序、粉丝盲目崇拜导致的社会道德规范错位以及粉丝的群体极化现象等问题,需要通过提升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加以修正,并在其间发挥媒体的积极导向作用。然而事实却是,在粉丝个体“妖魔化”、粉都形象“他者化”、偶像群体“物质化”的过程中,大众媒体一边以“有罪推定”取代了正向引导,另一边又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为“泛娱乐化”狂欢推波助澜。媒体失责暴露出其新闻伦理道德建设亟待加强的问题。粉丝文化以一种亚文化样态出现,说明社会正在重新结构化。对粉丝及粉丝文化的有效引导,可以促进社会群体的有效整合。这不仅不会让社会失位、失效,反而有助于避免社会的少序、失序,强化社会体系的稳定性。在当代批评和有关部门未能有效地帮助大众去理解和接受粉丝文化的情况下,我们无权指责和批评粉丝文化的庸俗或低级趣味。我们需要反思粉丝文化现象,同时也需要反思我们的所做所为。人的社会化进程中,以相互接纳并建立人际关系的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群体。大众文化视域下的“人以群分”,最终以“粉(粉丝)”的形式形成了一个亚文化群体。粉丝文化以一种亚文化的异类呈现在舆论争议中,粉丝群体也常被定性为主体性缺失、难以主动调控心理和行为的个体集合。实际上,看似疯狂的“追星”行为与纯粹感性的“拜物”背后,恰恰是粉丝群体主体性的一种无意识彰显。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其主体性在与客体(“星”与“物”)的对象性关系中得到体现。对粉丝个体而言,其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决定了崇拜对象的具体指向是偶然的,崇拜行为却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粉丝的主体性又如何不鲜明?心理动因又如何不规律?行为指向又如何不明确呢?社会文明的进步,给予了粉丝文化萌发的外部环境。在其生长蔓延的过程中,我们不应遮蔽问题,也不应止步于批判。在反思的过程中,为其提供良性规制;在认知的道路上,弘扬自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