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公司治理中,高管的职务消费行为普遍存在。在职消费作为一项非货币性激励,对货币薪酬激励安排发挥着替代和补充作用,在管理层的薪酬契约安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高管合理的职务消费能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然而由于货币薪酬契约的不完备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管理者可能利用更具隐蔽性的在职消费来攫取个人经济效用的最优化,从而产生不合理的在职消费行为,加重公司的代理问题。因此,探究和分析能够规范和约束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的治理因素,对于缓解经理人与所有者之间的代理冲突,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产权属性的差异会使公司面临不同的正式监管约束,现有关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对法律法规等各种正式制度因素的考察,却很少关注传统文化中各种非正式的隐性社会规范对经理人商业伦理行为的潜在影响以及正式的监督治理机制与非正式的社会传统文化规范在作用于管理层经济行为时存在着何种联系。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产权经济学理论以及路径依赖理论,选取2007—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为研究对象,并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出发,探讨我国传统文化规范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的治理作用以及产权异质性对传统文化规范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我国传统文化规范能够显著降低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水平;而且相对于面临较强正式监督的国有企业而言,传统文化规范在民营企业中更能显著抑制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即正式的监督治理机制与非正式的传统文化规范在作用于高管商业伦理行为时存在互补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管理层的超额在职消费水平越高,非正式的传统文化规范所发挥的隐性约束作用越强。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最后提出进一步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职务消费的规范治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员工职业素质培养以及引导非正式制度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等方面的启示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