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自问世以来便震撼了西方自然科学界。在邓南遮生活的年代,达尔文理论的影响更是超出了生物学领域,成为一种风靡一时的意识形态,对诸多人文学科乃至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邓南遮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意大利文坛中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代表作家之一。邓南遮的特殊之处在于,他青少年时期便接受了达尔文进化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对诸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等概念进行了个性化的解读,并将这些概念融于他对自我身份和人类社会的看法。在他随后的个人经历、文学作品和政治行为中也时常呈现出他对达尔文进化理论概念的解读、改造和利用。尽管邓南遮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但他的作品及言论却深刻影响了当时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相比诗歌和戏剧作品,邓南遮的叙事作品在人物形象、观念和所传达的意识形态上更集中具象地体现了他的进化观点。分析邓南遮叙事作品中的进化论元素,一方面为阅读他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另一方面,将文学文本研究与作家其人、社会历史相结合,窥探他思想之一隅,有助于理解他的作品与言行间的联系。本文以历史背景和邓南遮的生平经历为参照,将邓南遮对达尔文理论的接受划分为三个阶段,选取三部代表性叙事文学作品作为分析对象,综合借鉴文献学方法和社会学批评法,对作品中的进化论概念及元素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具体对“生存斗争”、“遗传”和“自然选择”进行集中分析,探究这些概念之于作家有何意义上的变化,并结合当时意大利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变化的因果,以期为国内的邓南遮研究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路。此外,由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邓南遮其人及其部分作品由徐志摩等中国文学家译介到中国,引发争议,鲁迅的进化论观点与邓南遮的进化论观点既存在共同之处,却又大相径庭,本文还比较分析了两位文豪进化观点的异同。本文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对进化主义的概述。首先简要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指出达尔文对“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等重要概念的定义;随后介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的不同学科对达尔文理论的改造;最后介绍达尔文进化论传入意大利的情况,简要呈现学术界对其的译介、来自教会的排斥和不同领域对其的应用。第二章探究邓南遮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接受。这一章从邓南遮生平经历出发,结合其书信资料、不同时期作品所呈现的特点,将其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接受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将达尔文的“生存斗争”作为对自身艺术家身份的认同;第二阶段,他将进化论观点拓展到对人类社会的观察;第三阶段,他对进化论概念的应用范围从个体精英拓展到族群和国家。第三章分析邓南遮叙事代表作文本中的进化论概念,并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分析因果。这一章选取故事集《处女地》、小说《欢乐》和《岩间圣母》作为分析文本。《处女地》将“生存斗争”的主题嵌于原始环境中,使其趋近原意,生存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生存资料和繁衍后代,以人兽类比的方式颂扬人的原始本能,美化人性中未被驯化的兽性。在《欢乐》中,邓南遮着力塑造一个上流社会“天选之子”的主人公形象,“遗传”因素在叙事层面是主人公高贵身份和艺术天赋的来源,在意识形态输出层面默认了社会分层的必要性,将主人公对平民的蔑视合理化,而“生存斗争”成为主人公为追求唯美和艺术的虚无的心理斗争。《岩间圣母》对“遗传”概念的应用更进一步,主人公不仅承袭了高贵血统,还希望产生能领导整个族群和民族复兴的“超人”后代,“生存斗争”的概念从个体的斗争拓展到了拉丁族群与其他族群间的斗争,演变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第四章介绍二十世纪初邓南遮其人其作在中国的译介及反响,浅析邓南遮与鲁迅在进化观点上的异同。这一时期,得益于张闻天、徐志摩、茅盾等文学家的译介,邓南遮一度被视为爱国主义战士、唯美主义的集大成者和文学革命应效仿的对象。鲁迅与邓南遮均在对进化论相关著作和尼采哲学的阅读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进化观,但邓南遮歌颂人性中的兽性,而鲁迅主张去除人性中的兽性,更反对倡导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兽性之爱国”;邓南遮将拉丁民族复兴的任务交予少数血统决定的“天选之子”,而鲁迅将民族觉醒的希望寄托于“不和众嚣”的“独具我见之士”;邓南遮利用尼采的超人学说将“天选之子”对大众的凌驾合理化,而鲁迅从超人学说中得出的是斗争以超越自我的无限可能。邓南遮对达尔文进化论概念的阐释和改造呈现出由个体拓展到集体、由文学创作拓展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这与他的英雄主义情结和当时意大利的社会政治环境、国际地位息息相关。19世纪90年代起,邓南遮极具政治色彩的进化观念在客观上煽动了欧洲民族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