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近代日本思想史上,出现了阳明学复兴运动。20世纪上半叶,近代中国阳明学复兴运动也迎来高潮。关于近代中日两国的阳明学复兴运动之间的联系,中日学者一致认为,近代日本阳明学以梁启超、章太炎等留学或流亡日本的知识分子为媒介人物,对近代中国阳明学复兴运动产生了影响。那么,近代日本阳明学通过上述“媒介人物”,究竟对近代中国阳明学的复兴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对此,本研究聚焦近代中日阳明学交流史上的关键“媒介人物”梁启超。本研究考察了作为“受体”的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前、期间、归国后等三个阶段所接触的近代中日阳明学,以及作为“主体”的梁启超在各阶段如何根据时代课题、本国思想土壤等,对近代中日阳明学中的相关元素进行“吸收”、“拒绝”,以及“再创造”,最终形成了自成一格的阳明学观,从而为管窥近代日本阳明学对近代中国阳明学的影响提供启示。第一章主要考察了流亡日本前的梁启超的阳明学观,及其与清末时期的阳明学的关系。康有为自幼年时代直至青年时代接受了尊朱抑王的教育,在万木草堂时期,采取了推崇朱子学、兼采陆王的学术态度,并将朱子学奉为万木草堂“义理之学”的核心资源。然而,客观而言,康有为的德育理念更接近阳明学。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时期研习了《明儒学案》。与康有为不同,无论客观而言,还是主观而言,梁启超都将阳明学奉为个人修身养性与培养维新人才的核心德育资源。第二章主要考察了流亡日本期间的梁启超邂逅并认识“幕末志士的阳明学”的思想轨迹,及其内在机理与外在机缘等。梁启超在井上哲次郎的影响下,邂逅了“幕末志士的阳明学”。然而,井上哲次郎主张“日本阳明学”推动明治维新,与此相对,梁启超强调,我国阳明学支流推动了明治维新。并且,梁启超分别在井上哲次郎与德富苏峰的“幕末志士的阳明学观”的启发下,把握了“幕末志士的阳明学”的“尚武”与“至诚”的特质。然而,梁启超如此理解,具有内在机理。就思想素材而言,梁启超接触明治时期的阳明学前,就分别对幕末志士与阳明学的“尚武”、“至诚”的特质有所了解；就内在动机而言,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认识到“尚武”、“至诚”等是近代国民不可或缺的精神。这些内在机理,导致梁启超富有“主体性”地接受了井上哲次郎与德富苏峰的观点,强调我国阳明学本身具有“尚武”、“至诚”等特质,并试图利用阳明学培养“尚武”、“至诚”的近代国民。第三章考察了流亡日本期间的梁启超赋予阳明学的近代意义,及其与明治时期的阳明学的关系。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试图利用阳明学构筑近代国民的“私德”,以及“自由”、“真爱国”等国民“公德”。在阳明学与“自由”的问题上,梁启超受到了三宅雪岭、陆羯南阐扬“独立”、“自由”的“阳明学”的思维方式,以及中江兆民的康德哲学译介文章的双重启发。在“真爱国”问题上,梁启超直接受到了井上哲次郎的启示。然而,井上哲次郎试图利用“日本阳明学”,培养以“忠孝一本”、“共同爱国”为内容的自上而下的“国民道德”。梁启超则试图利用“阳明学”,培养发自内心去爱国,并实践爱国良知的自下而上的“国民道德”。此外,梁启超还以“良知”、“良心”为媒介,会通阳明学与康德哲学,赋予了阳明学诠释西方哲学的哲学意义。这种思想的思想素材来源于中江兆民的康德译介文章,思维方式则受到了明治时期沟通阳明学“良知”概念与康德哲学“理性”概念的观点的启发。然而,梁启超仍然发挥了“主体性”,利用阳明学的“良知”去诠释康德哲学的“自由意志”等思想,从而会通了二者。第四章主要考察了1920年代的梁启超的阳明学观。1920年代,梁启超致力于融合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从而生成一种新的世界文明,并在“科玄论战”中主张“科学”不能解决“情感问题”。在这些思想背景下,梁启超赋予了阳明学为“青年修养”提供资源的时代使命。为此,梁启超提出了阳明学的四项修养要点：“致良知”、“非功利”、“求自由”、 “重实验”。梁启超对这思想要点的诠释,基本继承了其1900年代的阳明学观。然而,从1900年代至1920年代,梁启超的学术立场由国家主义转向世界主义。伴随着这一转变,梁启超赋予阳明学的现实意义也发生了转变。1900年代,梁启超试图利用阳明学为建设近代国民国家提供思想资源,而在1920年代,梁启超试图将阳明学弘扬为解决我国、尤其是西方所面临的“精神饥荒”等课题的思想工具。综上所述,梁启超在清末时期的阳明学、幕末志士的阳明学、明治时期的阳明学等思潮的“交叉影响”下,根据自身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以自身的知识结构为背景,富有“主体性”地“吸收”、“拒绝”了近代中日阳明学的相关元素,从而赋予了阳明学培育维新人才、培养近代国民国家的“国民道德”、诠释西方哲学、以及补充西方文明等时代意义。可以说,近代日本阳明学推动了近代中国阳明学的复兴进程,并丰富了近代中国阳明学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