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日正式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九)》体现出更加明显的犯罪刑事立法倾向。对一些原不属于刑法规制的危害社会行为启动刑法予以规制,以便更好地适应预防与惩治犯罪的需要。其中,作为抽象危险犯的危险驾驶罪的进一步扩张引起了广泛争议。风险刑法理论为抽象危险犯提供了理论支持,但犯罪化的刑事立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的今天应当克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醉驾”行为入刑并不违反刑法的谦抑性和保障性原则。“毒驾”入刑具有正当性与可行性,且条件日益成熟,宜将其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与醉驾一同作为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方显刑法的公平与协调。同样是入刑呼声极高的“盲驾”行为,因不满足犯罪化的标准,且不具可行性,不宜将其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仅就目前危险驾驶罪的四种行为类型而言,司法实践中仍有需要进一步明确与完善的地方。如何解释刑法,让其得到更好的适用,也是本文想要深入探究的问题。第一章,主要讲述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概况,危险驾驶罪从《刑法修正案(八)》的增设到《刑法修正案(九)》的扩张,存在社会现实变化的原因,也有刑法理论指引的缘故。“孙伟铭案”和“黎景全案”将“醉驾”入刑推到了风口浪尖,“杭州飙车案”再一次警醒人们对高速交通运输公共安全进行反思,危险驾驶犯罪化的偶然之中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必然。深究其原因,“风险刑法”理论着实为我们理解实行行为范围的扩张、抽象危险犯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第二章,以刑法教义学为宗旨,具体研究《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两种危险驾驶犯罪行为类型的法律规定,试图为危险驾驶罪在司法适用中的几点困惑与争议提供合理的解释。在“双超”型危险驾驶犯罪中,货运“双超”应排除在外,且这样的规定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根据现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校车业务应当限于7座以上的接送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上下学的载客汽车,但笔者认为校车范围应至少放宽至学前教育的幼儿园校车。旅客运输则应做缩小解释,仅包括以机动车为运输工具的道路客运领域。根据共犯理论或者监督过失理论确定负有直接责任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范围。至于超载与超速的刑事立案标准,则应在现有行政处罚标准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入罪门槛,以示刑法谦抑性和保障性原则,兼顾行政法与刑法之间的合理衔接。第三章,结合社会热点话题,逐一剖析社会热议的“毒驾”入刑、“盲驾”入刑正当性与可行性的问题。南京“4·22”特大交通事故和洋山“11·03”特大交通事故是两起分别由“毒驾”、“盲驾”引起的恶性交通事故,对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权益造成了巨大损害。为做到防患于未然、发挥刑法震慑作用,保护公共法益,“毒驾”、“盲驾”等危险驾驶行为入刑的呼声不绝于耳。仅就“毒驾”而言,其本身就具有违规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与“醉驾”皆属于原因自由行为,其在社会危害性方面与“醉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且行政处罚在“毒驾”问题上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最长三年的强制戒毒作为行政强制措施帮助行为人强制戒除毒瘾,虽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效果,但不具有刑法和行政法上意义上的惩罚性质,即仅对毒驾者进行强制戒毒属于未经处罚的行为),但是由于一些检验技术上的障碍和认定标准上的模糊,“毒驾”入刑一直因缺乏操作性而搁浅。随着唾液检测技术的完善与推广、判断标准的进一步明晰,“毒驾”入刑具有了相当的可行性。“毒驾”入刑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与此不同的是“盲驾”,因“盲驾”行为本身的特点使其缺乏入罪的正当性与可行性。为避免法律的空洞,笔者认为“盲驾”入刑应当慎重。最后,笔者认为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法益,但犯罪圈的扩大在一定程度又代表了国家权利的扩张,虽然必要的、合理的且有节制的犯罪化是社会治理的需要,但保障私权与法益,限制公权依然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追求,处理好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界限显得尤为重要,在利用“风险刑法”理论进行社会治理的同时也要防范因刑法扩张可能带来的刑法风险,科学合理且慎重地对待犯罪化,勿忘法治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