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赶超是后发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追赶的关键,那么技术赶超是否具有现实性,即后发国家或地区能否通过实施技术赶超战略,缩短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差距甚至超越呢?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学者们解释各异,并且实践结果也千差万别。也就是说,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内在作用机理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实现后发技术赶超,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内容。纵观已有理论可以看出,技术创新是缩小技术差距,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但是发达国家的技术是适合本国要素禀赋和技术能力的,其开发的技术可能对于发展中国家并不适合,因为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像发达国家那样适应技术所必须的组织、技术基础、人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和技术能力。基于此,本文研究认为,技术能力是后发技术赶超的关键,但是技术能力又是由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决定的。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是要素的数量对比论,忽视了要素的质量维度,因此本文拓展了要素禀赋理论,将要素看作是由数量维度和质量维度共同决定的复合体,研究要素禀赋作用于技术能力的内在机理,分析要素禀赋和技术能力共同决定后发技术赶超的过程、方式等,为后发国家技术赶超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支持。与发达国家(地区)的技术差距对后发国家(地区)来讲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尤其是后发优势的存在使后发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缩小技术差距,实现技术赶超。技术赶超尽管面临着“比较利益陷阱”和后发优势向后发劣势转换的困境,但仍然可以通过后发国家和地区要素禀赋的培育和技术能力的提升,使要素禀赋、技术能力和技术赶超方式之间实现螺旋上升,进而实现技术赶超。要素禀赋是技术能力的核心,是后发技术赶超的基础。借用Robert J.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以及G.M Grossman and E.Helpman的技术创新框架,利用中间产品这个载体,分别从要素数量和要素质量两个维度对技术赶超的作用机理进行阐述,深入研究要素禀赋对技术赶超的实现途径。分析结果进一步强化了本文的第一个重要结论:要素禀赋决定了技术能力,两者共同决定了技术赶超的能力和程度。要素禀赋是技术赶超的基础,技术能力是技术赶超的关键。为了详细地阐述了技术能力的本质、内涵与来源,分析技术能力对技术赶超三种方式的对应关系,文章分析了技术能力的动态演变性决定了技术赶超方式的动态演变性。并通过A-J模型探讨技术能力与技术赶超方式之间的演变对应性,得出本文的第二个重数上升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可以采取合作创新的技术赶超方式;只有技术能力上升的较高的程度时,才有可能实施自主创新的赶超方式。要素禀赋与技术能力对技术赶超的作用机理是统一的,两者是结合起来共同作用于后发技术赶超的。通过分析要素禀赋促进技术能力提升与实现技术赶超的传导机制,来进一步揭示要素禀赋、技术能力与后发技术赶超的作用机理。为了验证这个理论的科学性,并检验要素禀赋、技术能力在中国省域技术赶超中的效果,文章对要素禀赋进行筛选,提炼出技术能力测算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区域技术能力进行了科学合理的测算,并科学地测定技术能力对技术赶超的门槛效应,得出了本文的第三个重要结论:在中国区域技术赶超过程存在着技术能力门槛效应,其中西藏、云南、贵州、海南、青海、甘肃和宁夏七个省份还没有跨越技术能力门槛,这些区域应该采取模仿创新进行技术赶超,其他省份已经跨越了技术能力门槛,应该采取高层次的技术赶超模式,比如合作创新或自主创新。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后发国家和地区通过要素禀赋和技术能力不断实现技术赶超的过程。为了科学地考察要素禀赋、技术能力与技术赶超国际经验,提出中国技术赶超的策略。文章对日本和韩国的技术赶超进行梳理,从经济史学的角度证明了本文的三个重要结论和命题。然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要素禀赋培育和技术能力提升的具体策略,为中国实现技术赶超提供可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