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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研究基于心理应激多因素作用理论模型,描述乳腺癌患者认知评价、创伤后成长、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的现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探讨认知评价和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中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为进一步构建乳腺癌患者积极认知的干预模式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采取便利抽样的方法,在安徽省某两所三甲医院内选取于2016年7月~2017年6月入院的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健康相关的认知评价量表、创伤后成长量表、医学应对问卷、生活定向测验修订版和中文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进行调查。采用EpiData3.0软件建立数据库,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运用MPLUS6.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所用统计方法有: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卡方检验、t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Bootstrap法中介效应分析等。结果(1)乳腺癌患者认知评价总分为(68.65±6.42)分,其中有害/失去、良性/不相关、挑战、威胁维度得分分别为(23.46±5.89)分、(10.40±3.11)分、(20.79±3.92)分、(14.00±3.76)分,创伤后成长总分为(62.73±15.03)分,其中对生活的欣赏、与他人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精神改变得分分别为(9.39±2.47)分、(19.55±4.79)分、(15.40±4.40)分、(11.73±3.26)分、(6.66±2.18)分,面对应对方式得分为(21.02±3.75)分,回避应对方式得分为(17.06±2.01)分,屈服应对方式得分为(9.62±2.98)分,社会支持总分为(64.77±10.20)分,乐观倾向总分为(12.45±2.02)分;(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的术后认知评价水平在不同居住地、付费方式、病理类型方面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乳腺癌患者的创伤后成长水平在不同居住地、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付费方式、不同照顾者、是否伴有其他躯体疾病方面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进一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理类型、屈服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最终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了健康认知评价总变异的52.5%;认知评价、乐观倾向、面对应对方式、回避应对方式、屈服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最终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了创伤后成长总变异的54.1%;(4)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认知评价与屈服应对方式呈正相关(r=0.330,P<0.01),与创伤后成长、面对应对方式、回避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呈负相关(r=-0.232,-0.206,-0.279,-0.176,P<0.05);创伤后成长与面对应对方式、回避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乐观倾向呈正相关(r=0.592,0.413,0.504,0.196,P<0.01),与屈服应对方式呈负相关(r=-0.581,P<0.01);(5)面对应对在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中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267,效果量为37.0%;认知评价和面对应对在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中起链式多重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289,效果量为38.9%。结论乳腺癌患者的健康认知评价和创伤后成长水平中等。病理类型、屈服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可能是乳腺癌患者认知评价的主要影响因素,认知评价、乐观倾向、面对应对方式、回避应对方式、屈服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可能是乳腺癌患者创伤后成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乳腺癌患者的认知评价、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创伤后成长两两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认知评价和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中起链式多重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