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金融市场理论始于1970年，Fama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该理论成为了现代金融资产定价理论的奠基石，二十世纪后期的金融理论发展均以该理论为基础进行演化发展。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关于证券资产的所有信息均能充分、及时的到达所有投资者，并反映至证券资产的价格中。而在此条件下，证券资产的市场价格服从随机游走，任何主动性的投资策略在资本市场上都是失效的，所有投资者唯一能获得的是与大盘一致的被动投资收益。
　　传统的金融理论以有效市场假说作为基础，假设所有投资者均是理性投资人，并在信息完全和效用最大化的框架得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和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但在现实中的投资人无法满足理性投资者的假设，市场机制也无法保证信息完全。学术界和实务界均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挖掘分析发现证券价格存在可预测性一一基于对过去数据的分析而在未来获得超额收益，这与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不一致，因此金融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市场异象。其中比较典型的异象便是动量效应与反转效应，即市场上证券价格的未来表现与过去表现呈现出一种比较强的相关关系，基于这种相关关系可以构造组合进行主动管理，并以此获得持续稳定的超额收益，这与有效市场解说理论相违背。Fama和French在1992年至1996年，逐渐扩展经典CAPM模型，他们在市场溢价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规模溢价因素和账面市值溢价因素，试图用扩展完善过的模型来解释上述众多市场异象。实证结果显示，扩展的三因素模型与CAPM模型相比较，能较好的解释一部分市场异象，但仍然不能说明市场动量策略组合超额收益持续存在的原因。
　　反转效应首先被Debond和Thaler在1985年发现，他们采用美国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发现过去获得较高收益的股票在未来3-5年后表现会出现反转，劣于过去表现较差的那部分股票，基于此，存在一个可以获得超额收益率的组合，即买入当前表现较差的股票，卖出表现较好的一部分股票，将该组合持有3-5年，历史数据表明该策略可以获得约为8％的年收益率。Jegadeesh和Titman(1993)使用NYSE和AMEX中的股票月度收益率，考察时间段为1965年至1989年，采用间隔期为三个月到十二个月的动量策略，结果获得了显著为正的投资收益，由此发现了动量效应。后续相关的实证研究证实动量效应与反转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在不同市场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及程度略有差异。
　　我国的学者也对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类似的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做了一系列考察，例如，王永宏和赵学军(2001)分别采用重叠抽样和非重叠抽样的方法来考察中国证券市场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证券市场存在显著的价格反转，但动量效应不明显。周琳杰(2002)采用沪深交易所在1995年到2000年的交易数据，并假设市场存在卖空限制，发现随着动量策略组合形成期和持有期的延长，策略组合的收益率会逐渐下降。朱占宇、王承炜吴冲锋(2004)从交易量角度出发，采用月度数据来考察中国股票市场的动量效应影响因素。他们的研究显示，当单纯基于收益率构造动量策略组合时，中国股票市场不存在显著的动量效应，当引入交易量指标后，低交易量的动量策略组合可以获得显著异于零的正向收益，也即是低交易量的股票存在动量效应，而与之相反，高交易量的股票表现出明显的反转效应。肖峻、王宇熹、陈伟忠(2006)将股票收益率进行风险调整，针对调整后的收益率进行研究发现，在中国股票市场上采用反转策略更为有效，且该部分超额收益无法被CAPM模型和三因素模型所解释。鲁臻、邹恒甫(2007)发现国内的证券市场反转效应更甚于动量效应，与肖峻他们的研究结论一致，且国内市场还存在以周度为衡量单位的超短期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中国证券市场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成因分析的研究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答案。
　　在此背景下，学者们试图寻找解释异象的理论，并开始放松有效市场假说的前提假设，不再限定投资者行为完全理性，而从实际投资行为模式出发进行研究，发展出行为金融理论。Hong和Stein在1999年提出了HS模型，该模型将市场上的投资者分为两类:一类是信息观察者;一类是动量投资者。公开信息是逐渐在两种投资者之间传播的，当公开信息进入市场时，首先是被信息观察者获得，由于信息观察者会基于公司基本面进行分析并针对性的做出投资决策，所以当与公司基本面相关的信息有更新后会被信息观察者吸收、分析并最终反映到对应交易行为中。由于信息是逐渐到达第一类投资者以及信息观察者所需要的分析过程，会使公开信息的传播过程产生时滞，因此，整个证券市场对新信息的产生表现出一种反应不足，这也是动量效应开始产生的原因。随着信息观察者对新信息的吸收，并反映到其交易行为中，引起股价的变动，股价变动趋势被动量交易者观察到并采取对应的跟风策略，随着越来越多的动量交易者加入这个行列，股价被显著推高或压低，较大幅度的偏离其内在价值，当这种偏离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市场开始回调，反转效应开始显现。HS模型将信息扩散与投资者非理性交易行为相结合，阐述了市场投资者异质信念是如何导致投资者对信息产生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的，从而进一步形成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
　　近年来异质信念资产定价理论得到较快发展，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还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且多数异质信念相关的实证研究多与证券资产的收益率相关，并没有将异质信念与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直接联系起来进行直接的考察。本文首先采用了资产组合法，对股票收益率和异质信念之间的变动关系做了一个较为粗略的观察，分别检验了当期异质信念程度和前期异质信念程度对本期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情况，检验结果显示，随着当期异质信念指标的提高，组合收益率整体而言会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同向上升过程，且从显著性检验的角度分析，股票当期收益率与异质信念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向关系，通过换手率排序分组构造的非滚动的套利组合也显示出异于零的超额收益，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与此相较，前期异质信念指标与当期股票超额收益之间的关系却大不相同，上期异质信念程度的越深，本期的收益会呈现下降趋势，且前期异质信念水平不同的组别之间，收益差值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对于此数据现象可能的解释是当期异质信念较高的股票被高估的程度加深，股价的上涨带来收益率的提高;而这种价格高估情况的持续时间具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在后期，越被高估的股票价格回调的程度越深，从而导致后期收益率的下跌，从市场整体看来也即出现了反转效应。
　　为了进一步直接考察异质信念对市场动量效应的整体影响，本文采用换手率作为异质信念的衡量指标，与Jegadeesh和Titman在1993年提出的滚动重叠法相结合，构造包含异质信念因素的动量策略，直接考察异质信念指标是否会对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的表现产生影响。
　　为了便于比较，本文首先采用了基于超额收益率的滚动重叠法构造动量策略组合，排序标准仅以股票过去的历史收益为准，基于超额收益率的滚动重叠法构造的动量策略组合的表现情况无法证明中国股票市场存在动量效应，但显示中国市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反转效应，使用反转策略能够获得显著大于零的超额收益率。产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我国证券市场投机性过高的原因，投资者们交易频繁，多倾向于短线操作，使得股市在很短的时间中发生剧烈变化，月度数据无法捕捉这种短期的动量效应，而过快的市场变化使得反转效应明显，进一步分析动量策略组合显著异于零部分，发现这一部分主要是由输者组合自身表现出现反转带来的，如果构造一个反转策略组合，即卖空过去收益较高的股票组合，买入过去表现不佳的股票组合，构造一个成本为零的套利组合，这个组合在未来获得的超额收益主要来源于过去表现不佳的股票在后期的“黑马”表现，卖空赢者组合的行为仅仅起到融入资金的作用，并不会给投资组合带来额外的显著收益。
　　在基于收益率的动量策略组合构造基础上加入换手率作为另一层筛选标准，入选股票为两组标准下取交集所得，当将异质信念也纳入动量组合的筛选构造标准中后，动量策略组合的表现情况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与基于单标准构造的动量策略组合相比，加入异质信念指标的组合表现出明显的动量效应。且各组合的收益情况随着形成期和持有的改变呈现出比较规律的变动趋势，当形成期延长时，赢者组合和输者组合收益水平的绝对值都在缩窄，显著性水平也在减弱，说明组合收益向零水平靠拢;当持有期增加时，赢者组合和输者组合收益率水平变化降低，但显著性水平增强，表现出强烈的动量效应。此外，在同一组合类别中（赢者或输者），低换手率的组合较高换手率组合整体而言会表现出程度更深的动量效应，实证结果表现与HS模型吻合，说明了基于异质信念角度来对中国股票市场上动量效应的形成机理做解释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与预期略有不一致的地方在于，在1年期的考察期限内，加入异质信念指标的动量策略组合并没有如设想般出现反转效应，而是表现出强烈的动量效应。该情况可能是由于本文实证检验中所采用的形成期和持有期均在1年以内，采用异质信念指标对股票市场进行分割后子市场表现被“极端化”，在1年考察期内还未来得及从动量效应过度到反转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