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以其思想的深邃与体式的精妙享誉文坛,筑就了中国现代散文诗创作的第一高峰。《野草》中的文体具有边缘性、交叉性与创造性,具有突出的“戏剧化”倾向。《野草》中的作品大都具备戏剧动作、戏剧冲突、戏剧情境、戏剧场面等戏剧性要素,这些要素存在着结构与功能上的关联,共同构筑的文学整体具备“戏剧性”所指涉的美学效果。“戏剧性”概念绝非戏剧所独有,其他文学类型也需要戏剧性的滋养。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理论、世界范围内象征主义诗歌与象征主义戏剧先行后续的文学发展史实以及鲁迅作品中戏剧因素向其它文体渗透的普遍性都可以对《野草》戏剧性予以有力的支撑。戏剧性要素是营造《野草》戏剧性效果的载体和基础。借助戏剧性要素的不同组合,《野草》创造出多种兼有戏剧性表现效果以及整体象征功能的独特体式,主要包括独白体、对话体、情境体、寓言体。这些创造性体式既是戏剧性要素组合而成的功能整体,也是戏剧性与象征主义契合所在。戏剧性要素与《野草》象征主义手法的融合,大大丰富了《野草》象征主义的表现方式,使之得以实现整体象征和动态象征,从而获得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因此,对《野草》象征手法的研究不能绕开《野草》具有戏剧化倾向的外在文体形式,“戏剧性”应当成为统摄《野草》文体研究与象征研究的一条红线,凸现《野草》文集内在艺术特质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