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我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直都面临着政府的管制、精英的反对以及平民的不解等困境。但80年代以后,信教人数猛增,尤其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基督教的发展更是潜藏着巨大市场,而且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研究农村基督教就显得极其有意义。文章首先选取了一个案例村庄说明基督教在农村发展的迅速之势,并在论述案例村庄基督教发展现状的铺垫下进一步论述了基督教在乡村社会个体化背景下发展的原因,并简要论述其对乡村治理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农村逐步被纳入到整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之中,这一变革过程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向前发展,促进了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农村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逐渐被瓦解,个人日益从家庭和村集体中脱嵌出来,不再受制于家庭、集体,乡村社会日益个体化。伴随个体化而来的是村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及这些变化进一步引发的村民精神上的变动,具体表现在村庄家庭关系解构给人们带来了失落感,生产互助网络消解使得弱势村民产生了无助感,社会交往网络断裂留给村民内心深处无尽的孤独,公共文化生活消解带来了精神上的空虚感,乡村社会流动性及风险性增加让人们倍加不安全。然而,正是这些个体化的后果表象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成为了基督教在农村发展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从个体化背景下国家政策变化的角度来看,国家政策的变化为农村基督教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农村集体生产劳动的模式,也打破了部分弱势村民依靠集体生产过活的愿景。国家“福利制度”在乡村社会的退出给原本就生存于贫困边缘的村民带来了更大的打击,基督教组织的福利功能对他们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再次,国家限制农村除经济组织以外其他组织的发展,使得农村社会组织失去了发挥功效的基础；最后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为农村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合法依据,一些地下基督教组织“争先亮相”,于是也出现了基督教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势头。在个体化背景下非信教村民对基督教徒的选择性认同态度同样影响了农村基督教的发展。选择性认同是村民对待基督教徒的一种态度,它是指在某些方面认可基督徒,但在某些方面又表现出反感的、村民理性的价值判断。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待基督教徒的态度呈现出选择性认同特征：普通村民对待基督徒的善行善举称赞有加,同时对他们与传统习俗、文化伦理的“破坏性”碰撞又不以为然；乡村医生更是从其自身职业性质来看待基督教徒,一方面认为他们自娱自乐,有益身心,另一方面又认为基督教徒生病求神是迷信行为,同时嫉妒教会管理者“聚敛钱财”的方式；村庄管理者则认为基督教徒变“顺民”的同时,也可能招致某些不安定因素,尤其担心教会骨干的强大号召力。基督教在乡村社会的发展给村庄治理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削弱基层政权的权威,小团体意识强烈、教派纷争明显给村庄治理带来了一些困难,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直接干预政权的倾向。所以说加强对基督教的监管,改善基督教信仰现状是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