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经济逐渐走向复苏,但并没有完全实现经济民主。经济周期性衰退时期,大规模企业破产导致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并伴有严重的通货膨胀,资源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巨大的贫富差距使社会矛盾愈发严重。与此同时,社会变革理念的广泛传播,使得一部分人更加主动地为自身利益发声,突破传统的束缚,追求更深意义上的解放和自由,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正是人们反叛现实、追求自我觉醒的表现。布鲁斯·阿克曼基于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对正义的观点展开了论述。阿克曼研究正义观的视角是中立性对话,这种对话否定绝对优势,采用深入对话方式解决社会争端。资源相对匮乏的世界中权力斗争在所难免,当一个人行使权力给任何人造成不利而遭受质疑时,他不能通过压制质疑者予以解决,而是必须给出审慎的尝试性回答,只要权力合法性无法被清楚地说明,那对它的行使就是不合法的。本文对中立性对话的合法性基础、实现方式进行了详细阐述,基于完美正义技术和指挥官的理想假设,把中立性对话引入正义问题的探讨之中。物质财富的分配不能基于功绩、需求等易在标准界定上存在分歧的原则之上,而应该让每个人阐明自己对资源占有的合法理由。对话是个体满足公民资格的必要条件,顺畅的沟通是权力合法性的必要保障。公民教育不能取决于父母权威和学校控制,应关注受教育者需求。代际托管出现的财富继承和初始状态不平等可以借助对话加以协调和补偿。任何人都可以基于互利互惠原则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进行交易。理想假设回归现实问题时,阿克曼引入了次优问题的探讨,采用均等牺牲的补偿方式对非正义现象进行补救,采用输入控制、过程控制和输出控制三种战略规避暴政。对阿克曼正义观的合理性分析,主要在于中立性对话开辟了正义观研究的新视角、非宰制平等补偿方案拓宽了正义的实现途径。对阿克曼正义观的局限性分析,则是集中于中立性对话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困境、均等牺牲的设想太过理想化两方面。布鲁斯·阿克曼正义观现实启示分析部分,阐述了阿克曼的中立性对话思想对促进我国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对话协商渠道建设的启示,以及非宰制多样性平等思想在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