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目的地选择正在成为现代贸易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国出口目的地选择范围的扩大，从1978年不到50个国家或地区到如今2018年231个国家或地区，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额也突破历史新高，2018年达到4.62万亿美元。这种经济形势向好的背景下，中国就业形势和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却不容乐观。就业结构矛盾突出，工资收入差距明显。因此本文以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为新的研究视角，建立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工资水平、产品质量之间的理论和实证关系，研究出口目的地的收入水平与出口工资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产品质量机制在其中如何发挥传导作用？
　　首先建立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产品质量、工资水平的理论模型，包括产品质量评估机制和产品质量供给机制理论模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经济计量模型，选取2000—2013年匹配后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进行基准回归，通过OLS回归、OLS-FE回归、IV回归分析。发现有显著的证据表明，向收入水平越高的出口目的地运送产品的中国出口企业确实支付了工人更高的平均工资。接下来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行拓展性分析。
　　通过将出口目的地划分为High-income和Low-income两种类型，本文研究发现，Low-income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正向关联要明显高于High-income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与出口企业工资之间的正向关联，也就是说Low-income出口目的地中收入水平的增长对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增长作用更大。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1)收入弹性差异，Low-income出口目的地收入弹性远远大于High-income出口目的地的收入弹性，其收入水平越高对产品的需求也会越大。(2)市场结构不同，High-income出口目的地市场竞争激烈，出口企业缺乏定价权，利润率低。Low-income出口目的地市场竞争不充分，出口企业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定价权，利润率反而高。(3)出口产品种类不同，出口到High-income出口目的地和出口到Low-income出口目的地的产品种类不同。
　　通过将贸易方式划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贸易类型，本文研究发现，一般贸易方式下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与企业的工资水平之间的正向关联高于加工贸易方式下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与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之间的正向关联，一般贸易更有利于推动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提升。因为一般贸易的产品附加值高，加工贸易只是简单的对原材料加工出口，技术含量低。
　　通过将出口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四大经济地区，本文研究发现，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地区的工资影响更为明显，东部地区工资水平受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影响低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工资水平受出口目的地影响低于东北地区，东北地区工资水平受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影响低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对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的增长最为强烈，原因可能是经济落后地区工资水平较低，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而经济发达地区工资水平程度较高，工资增长空间不明显。
　　其次，本文根据2004年匹配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进行机制分析研究，探索出口目的地对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的运行机制——产品质量评估机制、产品质量供给机制。(1)研究发现产品质量评估机制表明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越高，其进口的产品单价也会更高，这是因为高收入国家需要高质量的产品，消费者对更优质的产品有着更高的偏好，愿意为之支付更高的价格。(2)研究发现产品质量供给机制表明企业出口产品的单价越高，出口企业需要更多地使用高技能劳动力，企业出口产品单价越高，企业支付的工资也会更高，因此在企业层面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从而有助于提高出口企业平均工资。
　　最后总结，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越高，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越高，低收入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增长比高收入水平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的增长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作用更大，一般贸易比加工贸更能推动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提升，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对经济发展程度较弱的地区的出口企业工资水平提升有更大的作用。因为产品质量评估机制和产品质量供给机制发挥着传导作用。质量评估机制表明高收入国家要求更高的质量，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质量供给机制表明高质量的生产需要更高技能的劳动力，相应的工资也会更高。所以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深化与高收入出口目的和经济处于高速发展中的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往来；做大做强一般贸易，优化加工贸易；鼓励经济落后地区的对外贸易的发展。(2)企业要从自身能力出发，选择合适的目标市场；重视技术工人的经济地位；制定合理的薪酬制度，鼓励员工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