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面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道德疑虑与道德难题，必须深入挖掘道德榜样的正能量，发挥道德榜样的群体示范效应，形成常态化的学习宣传机制。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规范与协调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人与其自身的关系方面，道德榜样有其学理上与实践上的重要价值，因而21世纪的中国，必须在与时俱进原则的指导下，推动当代中国道德榜样的研究。
　　正确的思想认识是道德榜样作用发挥的基本前提，因而对当代中国道德榜样的研究必须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对榜样、道德榜样的涵义做出清晰的界定。本文认为，道德榜样富有道德魅力，是社会关系的产物，集中体现了一定阶级的理想人格与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借用哲学的思维，榜样与道德榜样是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之所以道德榜样能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学习的楷模，是因为道德榜样具有道德崇高性、引领示范性、时代性、层次性的基本特征。按照人物数量的多少、人类社会生活的领域、人类社会变迁的发展历程，道德榜样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一定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渊源是当代中国道德榜样赖以产生的重要思想资源。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有很大比重，对后世影响深远。当代中国道德榜样研究要以儒家理想人格中的重要思想为继承理论，深入分析以仁为核心内容、以层次性为显著特点的儒家理想人格对当代中国道德榜样研究的建设性意义。不仅如此，当代中国道德榜样研究必须借鉴西方理想人格中的有益成分，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应成为西方理想人格的主要评价尺度。尤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道德榜样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指导理论，道德的意识形态本质论观点、人的本质属性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以及道德的批判功能与建设功能对当代中国道德榜样的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当代中国道德榜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过程中而形成。由于每一时期历史背景的差异性，各历史时期产生了与其时代特征相适应的道德榜样。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道德榜样的主要代表。雷锋、焦裕禄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榜样，正因为如此，必须在历史的传承中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与以往历史时期相比较，当代中国道德榜样形成于改革开放以后，面临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当代中国道德榜样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有道德榜样的引领示范性逐步增强、最美人物彰显平民英雄形象、逐渐注重对良好德行的正面反馈、传播载体多样化。
　　为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道德榜样，必须着重分析当代中国道德榜样的作用与价值。受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社会思潮的影响，当代中国道德观念出现了系列变化，如功利观念、个人价值观念、物质生活观念的逐步增强。针对是与非、善与恶、荣与辱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交织现象，我们要运用道德建设中的批判性思维与建设性思维，发挥道德榜样在道德建设中的扶正祛邪功能。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在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与重点群体中，道德榜样作用重大，它可以引领社会风气、塑造青少年道德人格、促使更多道德模范式领导干部的涌现。从实然的角度来看，受客观因素——多样化社会思潮与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的影响与主观因素——道德榜样自身与道德主体个人的原因，道德榜样示范效应存有弱化的现象，例如道德榜样实践流于形式化、大众对道德榜样缺乏认同感、道德榜样遭遇恶搞、受到苛求。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道德榜样功能的正常发挥。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探索当代中国道德榜样作用发挥的有效途径，这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命题，也是本文的最终落脚点。要将榜样的作用落到实处，必须从道德榜样、大众、社会三个层面入手。道德榜样层面，道德榜样要自觉加强道德修养，促进主体的自我发展与完善，主动发挥自身的引领示范作用。社会层面，要完善道德榜样的树立与发现机制，可亲、可敬、可信、可学应成为道德榜样树立的基本原则；要在分析大众传媒的主要特征与道德功能、传媒时代道德榜样宣传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注重发挥大众传媒的载体作用；要综合运用国家各有关部门、社会、道德接受者的力量，建立德与福相统一的道德回报机制，为道德榜样的涌现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撑。大众层面，要通过与道德榜样相联系的内化阶段、道德学习的外化阶段两个过程，建立大众与道德榜样相承接的道德学习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