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是王安忆创作的上海题材长篇小说,小说以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历史为底色,展示了一位普通的上海弄堂女人的命运。该作品具有浓厚的海派文学色彩、鲜明的女性主义视角和独特的历史书写风格,对此,已有研究各有侧重。笔者认为《长恨歌》的上述三种创作特质植根于王安忆的特定创作立场,它们作为服务于该创作立场的写作策略,彼此间存在着丛生关系。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理论基石,借助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立场,及其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对《长恨歌》的文本特征展开分析,目的是为厘清并正确评价女性主义感性化写作的动机和影响。第一,结合王安忆生平和创作概貌,分析王安忆《长恨歌》的文学创作行为具有文化实践的属性,王安忆创作《长恨歌》具有文化启蒙的诉求;第二,论述《长恨歌》的女性主义感性化写作实际上涵涉了海派文学对城市空间景观与地方生活习俗的细致刻画,和关注普通个体日常生活而舍弃宏大叙事的历史书写,这种感性化写作可用马克思关于人的感性解放理论加以阐发,它正是作者王安忆的文化启蒙诉求的具化;第三,本论文进一步从社会的历史性-总体性与个体的主体性之二元辩证关系,结合文本细节分析,论述《长恨歌》的感性化写作展示了社会之历史性-总体性构建与个体之主体性伸张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关系,据此小说演绎了感性解放之途;第四,本论文根据马克思“异化”论思想,结合《长恨歌》的女性形象分析和当代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现象反思,剖析女性主义文学的感性化写作的两面性,即,感性化写作可以作为人的自由与解放之途,但过度消费女性感性经验则使人沦入异化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