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郭实腊1842年首次向英语世界译介《聊斋志异》起,到2008年宋贤德翻译出版《聊斋志异》最新译本,《聊斋志异》的英译已历时160余年。其间,几十位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译者,为英语世界奉献了近20个特色各异的译本和近百篇零散译文。但是,迄今为止,系统的《聊斋志异》英译研究还是一个空白。本文对《聊斋志异》英译进行了系统客观的描述性研究,填补了此方面的空白。本文运用描述翻译学的方法,客观描述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旅行轨迹以及不同译文的不同特色。描述对象涵盖《聊斋志异》英译活动的全部选择过程以及相关的各种因素,如《聊斋志异》英译的历史文化语境、《聊斋志异》英译的目的、不同《聊斋志异》译文的某些具体翻译细节、《聊斋志异》英译本接受。描述方法主要采用历时描述方法和共时描述方法。前者主要对比描述不同时期的《聊斋志异》英译;后者主要对比描述同一时期的《聊斋志异》英译。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历史文化语境的嬗变,《聊斋志异》英译经历了一个从跨文化操纵到文化和合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典籍英译的总体发展趋势。《聊斋志异》英译的第一个时期是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的《聊斋志异》英译主要由西方汉学家完成。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大部分西方学者以西方文化为世界文化之中心,对它种文化持排斥态度。受“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以及他们翻译《聊斋志异》的殖民或传教目的的影响,西方汉学家在翻译过程中经常操纵原文。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为《聊斋志异》英译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聊斋志异》英译主要由西方汉学家以及华人学者和翻译家完成。这一时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崛起,中西之间的文化不平衡状态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西方学者逐渐摆脱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思想的桎梏,开始倡导文化多元共存与发展,开始虚心接纳它种文化。而此时华人学者和翻译家也想通过向世界译介中国古老的民族文化来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软实力”、共同丰富世界文化。因此,西方汉学家译入《聊斋志异》时,越来越尊重原文中的异文化,而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华人学者和翻译家在译出《聊斋志异》时,更是恪守“和而不同”的原则,力求向西方读者展现真正的中华文化,以便达到让中华文化与其它文化和合共存之目的。本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对已有的《聊斋志异》英译进行了一个客观的评价、为以后的《聊斋志异》英译者提供参考;其次,通过《聊斋志异》英译个案研究,归纳出中国典籍英译总体发展趋势,为以后中国典籍英译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本文由七章组成。第一章全面详尽地梳理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旅行轨迹,并综述了国内外《聊斋志异》英译研究情况。第二章讨论了描述翻译学视域下的《聊斋志异》英译研究。首先介绍了描述翻译学的发展轨迹及其理论创新,然后确定了描述翻译学理论框架下《聊斋志异》英译研究的描述对象和方法。第三章研究了早期西方汉学家英译《聊斋志异》,并选出郭实腊、阿连壁、翟理斯、乔治·苏利耶·德莫朗四位代表性的英译者和他们的《聊斋志异》英译文为研究材料,分析他们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的跨文化操纵。第四章探讨了当代西方汉学家英译《聊斋志异》,并选出梅丹理、梅维恒、闵福德、宋贤德四位代表性的英译者和他们的《聊斋志异》英译文为研究材料,分析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异文化的尊重。第五章研究了华人学者和翻译家英译《聊斋志异》,并选出邝如丝、杨宪益等、卢允中等几位代表性的英译者和他们的《聊斋志异》英译文为研究材料,分析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如何恪守“和而不同”的原则、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经典之目的。第六章归纳了《聊斋志异》英译历史过程的总体特征以及中国典籍英译的总体发展趋势:从跨文化操纵到文化和合。第七章首先对本文研究内容作了一个总结并指出其创新之处,然后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并展望了《聊斋志异》英译后续研究,最后指出本研究对中国典籍英译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