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文化产物之一，尽管在纸和印刷发明之前，我们的先人只能书于竹帛。纸和印刷是中国古代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的最伟大的两项贡献。它们也曾是中国科学知识生产与传播最得力的媒介。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里，它们是怎样促进科学知识发展的，整个过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征如何，导致其变迁的社会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本文将予以讨论。 中国古代的传播媒介凡历三次重大的材质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从书于竹帛走向手抄纸书，再到雕版印刷。这三次重大变化见证了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变迁：从国家组织科学知识再生产与传播一体化的汉唐，这个科学知识的形成和走向繁荣的时期——期间生产的三大模式带着先秦文化的积淀逐步定型，它们是“史官模式”、“吏治模式”和“注疏模式”，走到中国科学的鼎盛期——宋元，期间印刷术的普及导致了科学知识生产与传播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的积极互动。再往下，进入明清阶段，我们却看见了一个科学知识生产与传播两两分离的现象，知识的生产呈现文献化和常识化态势，而传播则相应地走向散漫化。其结果是生产与传播之间产生了一种被经济学家称作为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境。 我们的讨论分为五大部分。在绪论里，研讨的主要对象首先是“书”，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到令人满意的定义，因而，我对“书”作了自己的独特理解。之所以这么做是前沿回顾和问题前瞻的结果。由于本文研讨的主要对象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