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时代造就了知识型员工,组织发展急需知识型员工。与此同时,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一家庭角色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知识型员工对工作-家庭关系所持的态度无疑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基于重庆这座年轻的直辖市的特殊情况,结合学习期间所参与的社会课题,以及身处重庆学习和调查的便捷,本研究采用修订后的工作-家庭态度量表,并结合主观幸福感量表,主要通过E-mail形式对重庆市知识型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对回收的有效问卷及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因素分析、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得出以下结论:Ⅰ修订后的工作-家庭态度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以用于测量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家庭态度。Ⅱ重庆市知识型员工工作-家庭态度得分按照由高到低依次排列为:工作-家庭平衡>配偶支持度>工作中心>独立>家庭中心>支配。Ⅲ重庆市知识型员工的整体主观幸福感处于中上水平。Ⅳ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家庭态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极为密切,而工作-家庭态度各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都存在显著相关。Ⅴ人口学变量与工作-家庭态度、主观幸福感各因素存在诸多关系,主要有:ⅰ不同性别在工作-家庭态度上差异显著。总体而言,女性知识型员工的主观幸福感要比男性知识型员工的主观幸福感强。ⅱ双职工的知识型员工与非双职工的知识型员工在工作-家庭平衡上差异显著,在其它维度上差异不显著。总体而言,双职工的知识型员工的主观幸福感要比非双职工的知识型员工的主观幸福感得分更高。ⅲ在工作-家庭平衡维度上,有需要照顾的老人或小孩的知识型员工与没有需要照顾的老人或小孩的知识型员工差异显著;在其余维度和工作-家庭态度上没有显著差异。有需要照顾的小孩或老人的知识型员工与没有需要照顾的小孩或老人的知识型员工在主观幸福感总分上没有显著差异。ⅳ知识型员工在家庭中心维度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以家庭为中心的要求就越来越强烈;而以工作为中心的要求变得相对薄弱;30岁及以下的员工对配偶的支配要求是最低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要求越来越高,到50岁以后逐渐降低;31-50岁的知识型员工对配偶支持的要求更强烈;30岁及以下和50岁以上的员工对独立的要求不及30-50岁的员工强烈。年龄变化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30-50岁的知识型员工的主观幸福感最强。ⅴ文化程度越低,越加重视以家庭为中心;文化程度越高,越加以工作为中心,对其配偶的支配程度越低;在配偶支持维度上,总的趋势是配偶支持度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上升;在幸福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上,大专及本科文化程度的员工比大专以下和硕士及以上员工的都要低;总体而言,文化程度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ⅵ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工作-家庭平衡和独立感也随之增强;而配偶支持度则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呈现下降趋势;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员工的生活满意度呈现整体上升趋势。ⅶ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员工在支配和独立两个维度上比其余类型的单位得分要高;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员工比其它单位类型的员工主观幸福感更强。ⅷ处于基层和中层管理的员工尤其以工作为中心,基层及以下的员工希望从配偶那里获得更多支持;职务层次越高,员工的主观幸福感越强。ⅸ月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相对最低)和5000元及以上(相对最高)的员工尤其以工作为中心,收入水平越高的员工从配偶方面获得的支持反而减少。月收入相对最低的员工和月收入相对最高的员工的主观幸福感比其余月收入水平的员工的主观幸福感更强。ⅹ在300人以下的组织规模的员工比其余组织规模的员工更以工作为中心。而组织规模与其余工作-家庭态度维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与主观幸福感也不存在显著差异。最后,根据所得结果进行了讨论分析,并从管理学和心理学角度分别对组织和员工个人提出了一些建议,并对未来相关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