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同时间一样,“别人不问我很清楚,别人一问我反茫然”1(奥古斯丁语),但是对空间的感知却是人所共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空间的感知经历了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纠葛过程。表现在文学世界中:从重视时间规律的小说情节的线性发展到现代和后现代小说的空间化、碎片化情节发展。如西方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诸种联系被并置而取得形式上的空间化,还有《夜间的丛林》对意象和短语的空间编织到中国现当代先锋小说中形式的实验。20世纪60年代空间理论的兴起,逐渐改变传统哲学及文学领域对空间的误解和遮蔽。人们对空间的阐释更趋多元化。社会理论家趋于将空间理解为一种社会生产,将空间引入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解之中,代表的人物有列斐伏尔、福柯、哈维等,他们关注空间的社会属性(外部空间)。注重内部空间探究有加斯东·巴什拉,他将现象学与精神分析学结合研究幸福空间的简单形象。以卡夫卡、马拉美现代主义文本为对象将文学空间理解为人类生存的体验方式探讨空间内在的生存意蕴和心理内涵。将自我、他者、性别、名族等身份概念与地理空间相联系的麦克·克朗,注重空间的文化属性。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空间叙事学催生了诗学理论对于文学文本空间结构和内部空间意蕴的关注;改变对文本中景观、环境等地理因素的诠释方式,作为一种象征系统、指涉系统与其他文学元素一起参与叙事和主题意蕴生成。严歌苓的小说始终在讲述一种生活经验,她张开她全部敏感的触角感知现代社会,感知国内国外的差异,感知自我与异域之间的差异。在她文革系列作品中,生活地理环境有时不仅仅起着推动故事情节这一修辞作用,还深刻体现那个时代权力意识形态对人的监视以及由这种空间的权力意识下集体无意识酿成更深痛的惨剧。空间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形态内化为该地域生存主体的内心公约,而当地域迁移,这种内心公约势必被打破而受到改变,情节的纠葛就在表层以这深层公约的改变为基础展开。后现代大都市这一巨大“异托邦”内,任何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都被打破、肢解变成零碎。洛杉矶以极大的包容性将差异包容,生存因为差异而变得孤独与不可解。这三种空间经验都可以概括为主体与空间的差异以及这差异导致的人生体验,而严歌苓对待差异的态度就是让它展现出来。在后现代叙事策略的帮助下运用“跨层”、“跳角”的传统叙事学定义展现并对比“差异”,打破传统叙事的确定性,话语重构具有差异性、争议性、复杂立体的世界图景,即作者感知下的后现代空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