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是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也是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易卜生在东方尤其在日本和中国，受到了巨大的欢迎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易卜生首先被介绍到日本，并在二十世纪早期一批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的翻译、表演和研究的努力下，易卜生在我国被广泛接受。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国易卜生研究主要有两个阶段：五四运动前后和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阶段有一个重要的转变：从易卜生主义到易卜生化。五四时期易卜生研究主要为了满足当时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需要，而改革开放以后的易卜生研究更加注重易卜生戏剧作品的美学构建。在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对易卜生“社会问题剧”进行再阐释，其理论依据依然是前辈学者们所建构的“易卜生化”的美学体系，本着回归易卜生戏剧的原则，本文对易卜生戏剧的人物形象和“伟大的问号”所包含的意义进行详细的梳理和分析。论文的主体及研究方法如下： 首先，论文试图用传记研究方法、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对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创作缘由进行梳理：通过分析挪威的民族特性、社会环境和文坛现状，从而挖掘易卜生创作“社会问题剧”与挪威现实的需求、易卜生的思想变化和北欧戏剧主流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论文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下，采用本体论研究方法和戏剧研究理论，通过对文本的细读，试图对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中的问题性进行挖掘和整理，诸如个人欲望与社会良心、精神自由与经济独立、放纵与救赎、现实需要与追求真理的冲突等等。通过这部分的分析，我们想知道易卜生到底提出了哪些不可解答的社会问题，为何这些问题被称作“伟大的问号”。最后，综合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易卜生戏剧中的重要思想进行梳理，以及易卜生解决问题的独特办法及其效果。易卜生作为一位剧作家，在剧中提出了社会问题，但是却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更为困惑。 结论有三个方面：第一，易卜生有着敏锐的“问题意识”：以一个剧作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敏锐的洞察力，通过创作戏剧来达到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追问产生问题的原因，及剖析戏剧人物面对这些问题时的情感和思想上的变化。第二，易卜生在“社会问题剧”中安排人物把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讨论，在人物主体自身的反思和自我批判中，提升戏剧人物自身的人格修养。戏剧人物通过自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肯定或自我宣泄和自我拯救。这种独特的“自审意识”是我们认识易卜生和他的戏剧的一把重要钥匙。第三，易卜生在“社会问题剧”中，通过描写普通人生活的种种矛盾与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法。作为一位人道主义剧作家，易卜生的改革并不是指向颠覆整个社会制度的，而是通过法律的完善、宗教的启迪和教化，以及道德完善来感化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