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技术化的必然产物，二者的关系呈现规律的路径，破解这一规律有利于指导我国城市化具体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城镇化与城市化在学术层面上意思一样，但城市化更注重城市内在要素的关系。　　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究技术与城市关系，可以发现这样一幅图景:第一，古代的制陶技术、水利技术、贮存技术等为人类关系的城市化提供了决定性的基础。人类首次面临城市化的十字路口，从考古学路径来看，早期城市是乡村模式的扩大与否定，人们组建城市是技术、交易、防守、贮藏等多功能的延伸。但是在十字路口，面临人类自我驯化的问题，农业技术中对动物的驯化，在城市雏形阶段被搬迁到城市中对人的驯化，这一观点在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得到考古学的印证。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这是早期奴隶制生产关系在城市中的革新。第二，城市雏形初现以后，城市化的中心就是市场与市政厅。从城市哲学角度，市场从广场建筑而来，这深层次反映了生产力导致分工，需要交换劳动产品，最初的广场被不自觉用来交换产品。从这以后，市场化是衡量城市化的标志。城市化与市政厅的关系以及与市场的关系是复杂演变的过程，古代城市的市政厅没有奢华，只有空地，后来演变为规范市场、斗殴的议事场所，摈弃了村长的治理形式，政治结构与城市化的标准演出新的理解。古希腊崇尚民主的结构，以及把民主限定在理想化的柏拉图模式之中，限制了新型的手工业人数的权利，其政治城市化路径被英国等国抛弃，城市政治意味着所有人的政治，这直接催生了现代科技。第三，技术发展和城市化的关系在现在演变为复杂性关系。这一复杂关系不仅体现了生产力和城市化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逻辑主线，而且还衍生出动态的技术成长性和顶层设计的作为之间的互依互动关系。　　现实意义是把理论的结论化为理性自觉。通过对城市发展的技术主线的历史的逻辑的研究，发现现代性、城市化与技术是相容和互补的，城市化的程度体现在从产品交易中心到人才交易中心历史演变，因此，城市化的规律和规划在国家竞争力的作用层面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能被动地应用“技术发展自然会城市化”，而应该主动城市化，营造一种辩证的网络为技术发展提供动力。技术与城市化是复杂的动态关系，这一关系的实践层面要注重制度的建设，民主化程度、顶层设计的勇气、居民社会治理的水平等，这些都是现代城市化的重要因素。我国的城市化依靠技术的支撑，但主要矛盾应抓住城市化的生态规划、市民的民主化等方面，这样，才能确保城市化与技术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