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共出于对新政权安全的考虑,主张切断基督教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基于马列主义宗教观、统战策略的需要及苏联的前车之鉴,中共对基督教仍表现出一种宽容态度。1950年10月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以后,空前紧张的政治形势使中共对基督教问题已没有耐心,转而强化对基督教的控制,希望在已经发动起来的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基础上,在抗美援朝运动所促成的全国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下,迅速割断基督教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使中国教会在组织、人事、经济上脱离西方国家,在思想层面清除“帝国主义毒素”。于是,以1951年4月北京会议为起点,发起了中国基督教界的控诉运动。武汉作为基督教在中国内陆的传教重镇,在控诉运动遍及全国时,其无可避免地要响应中共中央对各地教会参与控诉运动的要求。本文按时间顺序,先后探讨了武汉1951年内天主教花园山育婴堂事件引发的八万人控诉会,基督教界的四次控诉大会,以及1952至1955年政府对武汉天主教内抗拒三自革新力量的一系列斗争,包括对外籍神职人员的控诉和对刘和德“反革命集团”的摧毁。党和政府通过在本市天主教、基督教内控诉运动的开展,驱逐了武汉天主教中的外籍神职人员,打击了武汉教会中抗拒三自革新的力量,促进了武汉基督宗教的三自革新,并最终掌握了教会的领导权。作为全国整体性教会控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控诉运动的开展及革新目标的达成对整体局势而言是大有裨益的。然而,从“肃清帝国主义毒素”这一思想层面来考察,控诉运动却没有达到其目的,许多信徒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选择了三自教会,而另有许多坚守自己宗教信仰的信徒选择了“地下教会”的方式继续进行。从这一角度讲,中共领导下的三自教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基督徒,以及当时参与控诉的当事人是出于何种心理,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