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是一种制度化的身份象征,展示出持有者所具有的知识、技能和素养的类型与规格。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发展,知识学习和生产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往熟练操作的基层职业岗位需要更强的知识行动者,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知识、技能和素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此映射到高等教育及其学位上表现为:高等教育职业化和职业教育高等化并存,出现多种面向职业的学位制度,逐步形成以“应用型学位与学术型学位”为主体架构的学位格局。我国虽然已实施面向职业领域的专业学位,但以职业岗位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却没有实施学位制度。2014年始,为搭建应用型人才接续培养制度、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国家相继出台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等文件,皆提出要探索与建立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特别是专科层次学位。不仅在国家层面上而且一些高职院校早已自发性地掀起了践行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热潮。如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尝试授予的“工士学位”,还有上海、北京、珠海、厦门等地以联合办学的方式授予境外和中国香港的“副学士学位”。基于此,本研究以构建科学、合理、可行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为主要研究目标,兼论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实施后,应该从法律完善、组织建设和文化—认知形成三方面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化、合法化进程。高等职业教育学位是专科层次的应用型学位,它具有实践知识评价属性、实践文化属性和职业权力属性。这一点可以从学位的一般属性、职业教育文凭功能的历史演变和高等职业教育理念推理和得到印证。高等职业教育学位与职业资格证书不同,它是系统化、有计划、有目标的应用技术人才评价体系。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安排必须以其本质属性为理论指导,以明确的角色定位为前提,通过访谈调查、比较研究和文献研究等方法获得各结构要素设计的支撑性依据,进而构建出基于理论样态的、完整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具体而言,这一学位制度分为“学位点设置、授予标准、管理机制以及衔接机制”四个要素,得出以下结论:设置服务于区域产业和行业发展的高职学位点。众所周知,普通高等教育学位在学科目录体系的指导下进行专业申报和授权,学位点设置受到严格的学科规训。然而高职学位点区别于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学位,它面向更加灵活和动态的市场需求,因此学位点建设与评估需要机制创新。高职学位点建设要突破传统学科目录的规训,在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范围内遴选达标建设的专业设立学位点,组建非政府部门的专业咨询与指导委员会,实施以产业和行业区域性需求为导向的学位点设置与评估机制。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将更快速地变革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因而高职学位点设置要在稳定和变革中取得平衡,一方面要发挥制度规约的优势,但同时也要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设计高职学位国家层面的统一授予标准。高职学位授予的国家标准起到最低质量保障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再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需求由省级政府(直辖市、自治区)制定与审批各专业的区域标准。从标准体系的宏观层面将高职学位授予标准分为目标、过程、结果三个维度。第一,高职学位授予的目标标准实质是高职学位教育目标,其立足于高等职业教育目标,体现国家和社会的期待。高职学位的目标标准不同于科学研究专家的人才培养目标,这类岗位的人才规格指向具体的执业知识、职业技能与技术伦理,并有能力升入应用型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毕业生。第二是过程标准维度,即高职学位教育的培养过程,应注重“目标—情境—对策”的岗位模拟实践教学法的运用,设计出以传授实践知识、培养执业核心技能、塑造具有职业道德规范和技术伦理的学位课程体系。第三是结果标准维度,即学位考核项目及其标准,主要涉及学制、学业成绩、实习结果、毕业设计及其他的标准,关键是通过职场模拟考核学生技能形成、使用及其熟练度是否达标。建立以省级政府为主导,行业、企业参与授权审核和授予决策的学位管理机制。当前存在两种学位管理的典型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三方机构专业审核与认证模式;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政府主管部门审核与评估模式。我国实行国家学位,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管理宜采用英国模式。从授权审核的主体及其运行上,高职学位的最高授权主体是代表国家意识和权力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但其作为委托人并不直接行使该权力,仅发挥着整体规划和宏观调控的职能。高职学位授权与审批的权力执行主体是省级(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主管部门,由各行业、企业、专业协会和高职院校的专家代表组成的“审核与评估委员会”是审核与评定提出高职学位授予权申请的高职院校是否具备资格的专门机构。从授权标准上,应从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和培育职业人两个方面制定授权的具体标准。从学位授予工作上,在高职院校建立由相关行业的专家、一线教师(教授或专业技术高级职称者)、以及学校管理人员组成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建设高职学位与学士学位、职业资格的衔接融通机制。高等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学位衔接是同类型学位体系间的升学衔接,应该采用学分认证与转换机制,在高职院校与应用型高校形成合作联盟的基础上,共同研制学分评估与认定办法,并着力发展与完善专业学士学位制度。高职学位与学术型学士学位的衔接是不同类型学位体系间的升学衔接,应该采用考试考核的招生选拔机制,由大学组织试题命题和考试活动等,以笔试和面试的方式选拔具有学术研究兴趣和潜力的、对不同学科具有有一定认识的学生。而高职学位与职业资格的对接,应该明晰高职学位与职业资格的关系,建立国家资历框架,以知识、技能和能力为维度制定各资历等级标准,以此为常模参照,实现高职学位与职业资格等级的衔接。从制度创建的实质意义上讲,完成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本体设计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希望该制度投入运行后能够扩散、持久、最终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制度内化。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内化实质是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合法化、社会化的过程。本研究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提出三条合法化途径:第一,在法律层面上,应该处理好高职学位授予权中行政属性和行业属性的关系,在现有的《学位条例》和《职业教育法》中补充制订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内容。第二,在组织层面上,重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组织目标,各高职院校加大力度制定与完善学校章程,选拔具有变革能力的领导者。第三,在文化—认知层面上,培育以学生和教师为制度核心主体“精益求精”的价值认同,完善互补性制度以诱致技术文化实践,打破学科文化,建构高职学位制度的技术文化,最终升华为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