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在物质日益丰富的今天,愈加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国学热”的出现就是一大例证。《论语》作为儒家第一经典,自然而然地被学者们从各个角度都有所研究。有关《论语》的英译研究也越来越多,例如金学勤的《<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王勇的《<论语>英译的转喻视角研究》、杨平的《中西文化交流视域的<论语>英译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让人们对《论语》英译文化有了一定了解,丰富了人们的视野；但是研究模式却颇有雷同之嫌：即对译本的措辞进行比较,先揭明孰优孰劣,最后对译者进行评判。笔者认为, 《论语》英译经历百年时光,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下,译者自身的经历不同,他们的翻译目的、翻译角度也不尽相同,自然就产生了风格各异的译本。各位《论语》英译的译者由于翻译初衷的差别,最终导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本文将从“国学热”的兴起谈起,探讨《论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分析译者想在读者心中塑造一个怎样的孔子形象,将《论语》描述为怎样的一部书,探究其英译《论语》的最终目的,考查他们对预期目标的完成情况等等。之所以选择理雅各和辜鸿铭二位译者,是因为他们的译本基本可以代表他们所属时代《论语》英译的最高水平。理雅各是英国汉学界的标志性人物,他的译本堪称是《论语》英译史上的标尺；辜鸿铭是晚清为中国传统文化呐喊的斗士,他的英译《论语》曾引起西方读者热捧,一时洛阳纸贵。二者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语言特点。对二家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汉学史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经典外译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本文将着重以上述二位大家为重点研究的对象,同时也会涉及其他译者的译文。在具体的讨论中,会较多地引用原典和译者的译文,并作出简要的解析,揭明译本的异同,品味译者的翻译特色。笔者对理雅各,辜鸿铭二家的英译本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探讨了造成两家英译本风格差异的文化原因,进而对今后的《论语》英译作了简要的预期性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