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词的发展历程中,柳永和苏轼都是以变革者的姿态出现的,柳永的"以赋为词"和苏轼的"以诗为词"在北宋词史上是有着重要的前后因承关系的.但是,,《乐章集》"传布四方""天下咏之"的词名,常常都是与其背离伦理道德的浪子作风,及其种种传闻轶事并驰而共存的.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艾略特(1888~1965)说:"诚实的批评和敏锐的鉴赏不是针对诗人,而是针对诗歌而做出的",而且,"对诗的根源了解太多甚至可能会割断我们同诗的联接",因为它"可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诗人,使我们偏离诗本身".长期以来,我们对柳词的理解和评价是否存在如艾氏所言之偏颇?柳永词从体制、思想、内容、风格上,都有许多开拓与创新,但是,基于以上所言之偏颇,我们对柳词的研究基本上囿于一个较为固定的"成说",即内容上主要分为"羁旅"和"妓情";风格上基本在"雅"与"俗"这一对审美范畴内进行研讨.如果我们不囿于这个既定的"成说",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柳永《乐章集》中的词作,是不是可以跳出"妓情""羁旅"的范围,得出不同于"雅""俗"相对的结论呢?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中努力要做的.柳永是宋词史上第一位"专业的"词作家.一般我们谈到柳永的词,总不能绕过他那些传承宋玉以来的"悲秋"主题、在艺术上"不减唐人高处"的羁旅行役词.的确,以"秋"为时间意象,抒发厌倦仕途、伤时感事、怀人念远等主题的词作在《乐章集》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但是,仔细阅读《乐章集》,笔者发现柳词中以"春"为时间意象、抒写与春天相关的心情意绪的词作,同样有着相当出色的表现."春恨"和"秋悲"是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中两个源远流长的母题.柳永是继"悲秋"之祖宋玉之后,又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把"悲秋"的传统主题发挥到了极致的文人.如果说柳永的"春"词以其挥洒青春、沉湎于世俗享乐的热情对中国文学传统"春恨"主题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解构的话,那么,他的秋词则是在继承悲秋传统的同时,又以其独有的感性内涵超越了悲秋.他的"春"词表现出的主体意识和对生命个体圆满与充实的维护,他的"秋"词在彷徨于无路的处境中对传统一元化仕宦价值提出的置疑与反思,都使他的生命意识中散射出一丝穿越历史层积、闪耀着近代思想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