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国企改革已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目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如何提高国有资本运营和配置效率已成为燃眉之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理清哪些因素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密切相关,因为实控人可通过调节影响投资效率的因素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现有研究发现,企业的投资效率与产权属性、股权结构、高管特征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对国有企业来说,与实控人之间的股权控制链长度和办公地点距离远近是否会影响其投资效率?实控人通过简政放权还是强化监督干预更能满足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需求?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目前很少有学者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以股权控制链为中心,并未重视地理距离的作用,也并未对两种控制距离的影响路径进行仔细剖析和对比分析。因此,本文从实控人与下属企业之间的控制距离角度研究其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首先从政府干预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出发,分析了股权控制链长度和地理距离变化所引起的政府干预和代理问题的边际成本,提出研究假设。其次,选用2004年至2018年995家A股国有企业为样本,以股权层级数量和地理距离公里数来度量两类控制距离,投资支出对投资机会的敏感系数法衡量投资效率,使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两种控制距离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两种控制距离的作用效果是否能相互替代。最后,将样本进一步分类为市场化程度不同、国企类型不同的两类样本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股权控制链对投资效率的作用效果更稳定,无论在市场化程度低或高的地区,均能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起到积极作用。研究发现:（1）实控人与下属企业之间股权层级数量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关系,股权控制链越长,越能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2）实控人与下属企业之间的办公地点越近,越能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3）两种控制距离不能相互替代,相较于实控人与下属企业之间的办公地点地理距离的缩短,股权控制链的拉长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更强、也更稳定。由于股权控制链的拉长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存在积极影响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干预的减少,即变相的政府放权,地理距离缩短带来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政府监督与政府支持,因此本文结论也可以侧面说明,在国有企业效率的提升方法上,政府放权、减少干预要优于加强政府监督与政府支持。基于以上研究,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现有文献很少从股权控制链和地理距离两种控制距离角度研究我国国有企业投资效率问题并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的研究扩充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第二,本文花费大量时间收集、统计、整理了样本在2004年至2018年涉及的实控人与下属企业之间的股权层级数量和地理距离公里数,丰富了该领域研究的基础数据,为可能的进一步研究做好了数据储备。第三,现有文献常用投资偏离残差法衡量投资效率,但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过度投资问题易导致该方法的残差划分样本有偏,本文使用投资支出对投资机会的敏感系数法度量投资效率能有效避免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