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开明的政治、发达文化事业及《诗经》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促进了《诗经》研究的繁荣。在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严粲《诗缉》以其兼容并包、持平而论,集汉、宋诸家之说于一体之特色,在宋代《诗经》学史上独树一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诗缉》既有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又表现出对其大胆的超越。严粲《诗缉》完全遵循以首序释《诗》,认为首序为国史所题,经圣人之手,不可不遵循。就后序而言,严氏认为此为说诗者之辞,虽不可全信,亦不可尽废。同时,严氏十分重视《诗经》的教化功能,并提出“诗即史”的观点。相对于前人而言,严粲《诗缉》更重视《诗经》的教化功能,他把《诗经》与人伦相结合,认为以诗可经夫妇之道,成父子、君臣之孝敬。圣人删诗以垂世教,先王用诗以化天下,于是“三纲正而人伦厚,教化美而风俗移。”他还把《诗》与历史相联系,甚至认为诗本来就是记录历史的。他这种解《诗》态度虽有其可取之处,却严重束缚了从文学角度释《诗》,给《诗经》研究带来些许负面影响。严粲不仅承袭传统诗学成果,而且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严氏否定了以政之大小来区别二雅的观点,他认为“纯乎雅之体者为雅之大,杂乎风之体者为雅之小”,雅之别当以“体”分。严氏读诗主张“涵泳浸渍”的方法,通过品味词语,体会蕴含的深意,联系后学者的诗、文让读者领会《诗》的意境和抒发的感情,表现出强烈的文学意味。严粲还善于运用归纳总结、类比推理和联系上下文的方法来解释词语。或统计某一词,归纳词义,分别判断其在各诗之义；或归纳某一词的特点,总结其“通用”的解释；或根据语境得出其在某诗特定的含义。另外,严粲名物方面的考证不容忽视。严粲《诗缉》广征博引各家之说辨别异同,阐明己意,将文献考察与目验相结合,对于名物考证能断则断,不能则阙,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无疑开启了明清《诗经》考据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