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隐喻,具有创造性和新奇的隐喻可谓比比皆是。隐喻的研究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时期。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特别是雷考夫和约翰森(Lakoff and Johnson)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问世以来,语言学界对隐喻的探讨如火如荼。当今学术界更是形成了一种对隐喻研究的狂热(metaphormania)。传统的隐喻观把隐喻看作是一种修辞手法,使用隐喻可使语言更加优美、丰富多彩。认知论认为隐喻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从源域向目的域的映射。由于隐喻体现说话者的意图,所以隐喻也是一种语用现象。本文将从语用的角度对隐喻的理解进行探讨。隐喻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是违反质量准则的一种特殊的会话含义。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重新阐释Grice的著作,使其极具影响力。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隐喻被看作是一种描述性的语言使用。它包括说话者的思想以及实际的事物状态之间的描述关系。隐喻被看作施加努力的随意言谈,人们认知过程追求以最小的努力获取最大可能的认知效应,或者说话人旨在实现最佳关联性。隐喻的最终目的是寻求最佳关联。隐喻的理解和辨认离不开语境。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对隐喻的理解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隐喻的语用学理解具有它的不足:Searle的理论太过于复杂;Grice的合作原则只能解释部分隐喻。两种理论都忽略了隐喻的认知特性。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没有清楚地说明听话者何时获取隐喻,只是说明隐喻是如何适用于关联理论的。根据上述理论的优缺点,本文建议对隐喻的理解还需进一步探讨。隐喻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一种认知手段,因此对隐喻的进一步研究应结合认知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