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的儒学在整个儒学发展历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董仲舒儒学体系的产生为标志的汉代新儒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而董仲舒与扬雄是这一时期对儒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典型代表.二人的著作《春秋繁露》与《法言》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著作,更是二人思想体系成熟的体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不仅奠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而且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内对传统的儒学进行了全新的论证与阐释,荀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的结合造成了一种极富政治功效的政治学术体系,其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影响到了当时乃至后世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其社会效应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而扬雄的《法言》针对董仲舒学说体系的负面作用极力推崇发展“纯儒学”,主张汉代儒学向孔孟之学回归,这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在学统中上承孔孟之学下启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和过渡作用,成为汉代学术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