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社会流动性日趋下降,阶层固化日渐严重,农村地区也存在着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这种低效的社会流动阻碍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现有研究收入代际流动和贫困代际传递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代际收入弹性的测度上,针对影响因素的探究,则主要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进行分析。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具备天然的风险保障功能,能够弥补风险发生时居民的自付医疗支出和灾难性支出,提高贫困群体化解风险的能力,提高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家庭非医疗类支出,继而帮助贫困群体的下一代实现经济和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其中,自2003年开始在农村地区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与农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它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着力解决农村居民因患重大疾病而导致的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学者们也普遍肯定了新农合具有减贫的效果。但是,对新农合减缓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的研究,还未有学者涉及。因此,本文采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多期DID模型和PSM模型等多种实证分析方法来剖析新农合对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还具有实践意义。首先,在学术方面,国内外有关“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大都是从收入代际流动性分析贫困代际传递的程度,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分析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对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是否能影响贫困代际传递,还未有学者进行研究。而研究“新农合减贫”的学者关注的重点则是新农合对于一代人的贫困的减缓效应,对于新农合是否能减缓两代人甚至几代人之间贫困的传递,亦未有学者进行研究。以新农合为代表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能直接减少家庭自付医疗支出,并间接增加家庭非医疗类支出,从而为家庭提高教育及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留下空间,最终增加后代提高收入水平、脱离贫困的可能性。因此,本文从新农合入手,研究其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不仅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视角为“贫困代际传递”相关研究进行补充,还以更深层次的贫困代际传递为研究对象,为“新农合减贫”相关研究提供实证证据及经验研究的支持,具有学术意义。其次,在实践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许多农村地区的贫困居民通过自主创业、外出务工等途径成功摆脱贫困,奔向了小康生活。然而,还有一部分贫困人口没有实现逃离贫困,将贫困传递给了下一代,下一代实现经济和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困难增加,子孙后代陷入贫困的深渊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亦有一部分人群虽然逃离了贫困,却因发生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再度返贫,下一代的生存压力增加,所处的经济和社会阶层反而有可能向下流动。这些现象都是社会流动性弱、社会底层难以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体现。在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经济持续繁荣的背景下,这些问题看似不起眼,却极易扩大社会矛盾,不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通过研究新农合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对减轻相对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程度,提高农村地区社会流动性,提高底层居民经济和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可能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预防已脱贫群体返贫,实现社会公平,以及在实现社会公平、解决阶层固化问题的过程中如何发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功能和作用,彰显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价值,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行文结构: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文献综述;第三章为数据、变量与模型;第四章为实证研究与回归结果分析;第五章为结论与建议。在第一章绪论中,首先介绍了我国社会流动性不断减弱,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同时提出了新农合影响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其次,从学术与实践两个方面对文章的研究意义进行了论述。随后,介绍了文章的研究内容和框架、研究过程与方法。最后,阐述了文章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在第二章文献综述中,首先对贫困代际传递相关研究做了综述,国内外学者不仅从多个维度测度了贫困代际传递程度,还从多个视角分析了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其次,对新农合减贫效应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做了综述,并介绍了国内外学者们对医疗保险减贫的机制的探究。最后,对贫困代际传递和新农合减贫相关文献进行述评,进而提出新农合减缓贫困代际传递,提高农村地区社会流动性的可能性。在第三章数据、变量与模型中,首先介绍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总体情况,并选取2010-2016年四期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随后表述了对关注变量新农合、被解释变量贫困代际传递和控制变量的定义方法,对所使用的变量进行了总体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并对代际流动类型和参合情况做了更加细致的对照;最后介绍了实证过程使用的模型:多期DID模型、PSM模型及平行趋势检验模型,并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解释。在第四章实证研究与回归结果分析中,根据实证分析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以下三节:第一,在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中,使用多期DID模型研究新农合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固定了时间效应和省份效应、控制了公费医疗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逆米尔斯比率（IMR）后,父辈参合对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相对于未参合的父辈,参合群体父辈将贫困传递给子辈的概率减少了6.03%,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表明,父辈参合前,参合居民与未参合居民的贫困代际传递变动趋势不存在显著差异,父辈参合后则存在显著差异,既验证了平行趋势的假设,也说明了多期DID回归结果的有效性。使用PSM模型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显示,与全样本多期DID的结果相比,父辈参合对贫困代际传递的边际影响及显著性水平均明显增加,边际影响为负向的10.1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第二,在稳健性检验过程中,使用滞后一期、两期的父辈参合变量作为代理变量后的多期DID结果显示,父辈四年前参合对当期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最大也最为显著,边际影响为负向的36.02%,而两年前参合的父辈相比未参合的父辈将贫困传递给子辈的概率也减少了14.12%。使用PSM匹配后的有效样本进行滞后影响检验的结论与之一致。在使用有效样本中个人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分位数为相对贫困线重新定义贫困后,发现父辈参合对贫困代际传递的边际影响有小幅的增加,增至7.46%,但显著性水平降至10%,使用PSM匹配后的有效样本进行实际收入检验保持着一致的结论。滞后影响检验和实际收入检验的结果表明,基准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第三,在异质性分析过程中,通过将样本按照子辈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父辈参合对男性子辈群体贫困代际传递的边际影响低于女性子辈群体;父辈参合对未婚子辈群体贫困代际传递保持着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已婚子辈群体的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不再显著;父辈参合对高教育水平子辈群体贫困代际传递的边际影响高于低教育水平子辈群体;父辈参合对健康子辈群体贫困代际传递的边际影响低于不健康子辈群体。在第五章结论与建议中,首先对实证部分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随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社会公众和政府政策制定部门两个方面对积极发挥以新农合为代表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在减缓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提高整体社会流动性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尝试性建议。论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以下两个方面:（1）研究问题的创新。本文着眼于农村地区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入手,研究新农合减缓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不仅为“贫困代际传递”相关研究进行补充,为“新农合减贫”相关研究提供实证证据及经验研究的支持,还为减缓相对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提高农村地区社会流动性,提高底层居民经济和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提供参考。（2）研究方法的创新。不同于以往通过测度代际收入弹性大小间接分析贫困代际传递的程度和影响因素的实证类文献,本文首先利用个人收入在区域内的所处的位置评分作为相对贫困标准,定义是否相对贫困,其次区分父辈贫困和子辈贫困,使用父辈贫困与新农合的交互项来直接定义贫困代际传递,不仅探究对象包含高收入和低收入农村居民,而且回归结果更直观,更易于观察。此外,通过使用滞后期变量作为代理变量,以及使用收入的四分之一分位数作为相对贫困线重新定义贫困,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使文章结论更具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