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金融业不仅面临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的更激烈竞争，而且面临西方国家金融管制放松、金融混业经营新趋势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还有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两大任务，具有发展经济和经济转轨的两大内在特征。因此，这一阶段金融改革开放，既要遵循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管制原则与竞争活力的一般规律，又要满足金融体制转变、金融增长方式转变的特殊要求。一方面，发达国家金融业管制的理论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洞察力；另一方面，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欠发达性和金融主体的脆弱性必须以管制为基础，而如何体现管制基础上的适度竞争，充分获得经济效率是改革发展的关键。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利用经济政策原理和产业经济学对金融管制的一般理论展开研究，试图建立理解金融业管制与竞争的理论框架，立足于管制的经济层面，而不是管理层面。并就中国金融业的管制问题进行了分析。 首先，本文构建了金融业管制与竞争关系的一般模型。根据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程度，存在四种不同的控制策略：市场约束、法院诉讼、管制实施、国家所有。选择何种方式最有效取决于金融制度可能性边界(IPF)的形状，即依赖于各国金融部门的特定状况。金融业管制与竞争的关系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金融业与整个经济金融环境相联系层面上的管制与竞争关系，即宏观管制型；二是金融产业层面上的管制与竞争关系，即产业(中观)管制型；三是单个金融机构层面上的管制与竞争关系，称之为微观管制型。这三种层面是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国金融业管制与竞争的蓝图，并决定了一国的金融管制效率。 其次，宏观层面的管制与竞争集中于金融业放松管制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上。对于中国来说，为实现金融有效地配置资源功能，有两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首先，何种金融体系更适合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其次，国有商业银行与金融安全、整体经济效率的关系问题。对于前者，论文根据金融市场上存在的市场主导与银行主导的两大金融体系，通过这两种体系功能上的差异、金融业管制与现代公司治理相关关系、金融体系对市场运作的促进作用三个方面的比较来阐述其中管制与竞争的内在逻辑。然后结合中国实践，指出中国当前银行业改革和提高银行效率更为重要。对于后者，论文通过建立国有企业与管制两种主要解决方式的一般模型，比较了其收益与成本，结合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征，认为从金融管制的解决方式看，改革初期实行国有银行仍是较优的选择，但长期看其改革方向应引入私人经济并管制。 再次，产业(中观)层面的管制与竞争强调了金融业产业组织的合理性。通过引入管制变量在金融市场结构、行为中的影响，从政策应用的角度对中国银行业的管制与竞争关系进行研究。结论包括两方面:一是肯定寡头垄断是银行业有效的市场结构，并指出这种结构应是以市场机制作用为前提。对策含义是既要收缩国有银行的规模边界，又要鼓励民营资本的进入和外资银行的适度开放;二是有效市场结构形成要与逐步放开利率管制和汇率管制相结合。这两个方面是一个综合协调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进一步地，从管制的进入壁垒和价格效应分析了民营银行、外资银行的进入问题。 最后，微观层面的管制与竞争突出了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与金融安全的有效均衡。指出建立在传统金融体系假设基础上的中国金融业监管体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金融监管改革包括合理化与高度化两个层面。合理化的前提是提高金融业管理水平，合理化的方向是激励相容。高度化是要顺应混业经营趋势，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最后还探讨了对中国金融监管者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