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污染防治与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并列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绿色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之一,以绿色发展为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如何理顺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摆在重污染企业面前的重大问题。为了快速实现节能减排、贯彻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绿色并购成为重污染企业向清洁生产领域转型的重要手段。绿色并购是指重污染企业以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为目的而实施的并购,绿色并购的目的在于获取或者拓展绿色竞争优势。在2008-2014年重污染企业发生的并购事件中,32.41%并购事件属于绿色并购。借鉴现有的并购研究框架,本文主要研究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驱动因素、绿色并购溢价及其形成机理、绿色并购的经济绩效和社会责任绩效三方面内容,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其进行了检验。第一,本文从外部环境规制和企业内部CEO特征两个方面研究了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驱动因素,并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外部环境规制显著影响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决策。实证检验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并购战略的实施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呈倒U型关系,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可能性先上升后下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不显著,不能激发重污染企业通过绿色并购的形式达到保护环境的目标;而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呈正相关关系,随着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概率也不断提高。进一步地,本文讨论了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绿色并购的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影响正式环境规制,进而对绿色并购决策产生影响,正式环境规制在非正式环境规制和绿色并购之间扮演了中介作用。其次,CEO环境特征显著地影响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决策。实证结果显示,一方面,CEO的环境意识越高,绿色并购的可能性越大,企业通过实施绿色并购,获取节能减排技术或者通过向其他低能耗、低污染行业转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企业经营状况负向调节了 CEO环境意识与绿色并购的正相关关系,在成长较快、盈利能力较强、负债较少的大型公司里,路径依赖效应明显,CEO环境意识与绿色并购的正向关系遭到削弱。另一方面,CEO的环境保护经历与绿色并购决策呈正相关关系,相比于没有环境保护经历的CEO而言,具有环境保护经历的CEO在国家政策、环保市场、环保技术等方面存在信息优势,更倾向于实施绿色并购。同时,本文还考虑了并购交易价格对绿色并购的影响,并购交易价格越高,绿色并购成交的可能性较小,但是CEO的环境保护经历能够弱化二者的负向关系,推动重污染企业实施绿色并购。最后,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的关联关系及其对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环境规制通过影响CEO的环境意识对绿色并购决策产生影响,CEO的环境意识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而CEO环保经历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第二,本文从控制权转移溢价和资产评估溢价两个方面分析了绿色并购溢价的形成机制,并检验了国家政策和产权性质两个因素对绿色并购溢价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并购过程中,标的企业表内资产的重新计量和表外资产的确认是形成资产评估溢价的主要原因;而随着标的企业控制权的丧失,主并企业需要支付额外的价格对标的企业管理层予以补偿,因此形成了控制权转移溢价。在全社会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绿色标的企业的资产评估溢价和控制权转移溢价均被抬高导致形成了较高的绿色并购溢价。同时,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十八大之后,绿色标的企业的溢价水平进一步提高;而从产权性质的角度看,国有企业为了快速落实国家政策,对绿色并购溢价的容忍度更高。第三,本文研究了绿色并购的经济绩效和社会责任绩效,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经济绩效方面,外部经营环境得以优化,绿色并购可以获得更多的信贷、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支持,为提升并购的经济绩效奠定了基础;同时,绿色生产领域仍然属于空白领域,市场潜力大,市场竞争水平弱,越早进入该领域便越能占据有利生态位,获取先发优势。实证结果显示,绿色并购的经济绩效优于非绿色并购。而在社会效益方面,由于绿色并购的社会责任效果需要进行专业评价,社会公众很难辨识绿色并购的效果,这使得绿色并购可能沦为重污染企业满足政府要求、降低社会公众愤怒成本,同时谋求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实证结果表明,绿色并购是重污染企业以承担社会责任为表象,以追求经济实质为目标的行为。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研究的绿色并购是对绿色投资相关研究的拓展和丰富。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向清洁生产领域转型,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企业的绿色投资行为,在绿色投资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企业的绿色投资数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难度较大,很难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绿色投资情况,同时,关于绿色投资的研究往往落脚于企业是否进行了绿色投资,很难对绿色投资的投资效率进行评价。而企业并购是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并购是对绿色投资的进一步衍生,本文从并购的角度研究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问题,是对绿色投资相关研究的进一步细化。从数据可得性方面,并购数据的获得更准确,同时能够对并购的效果进行评价。第二,本文丰富了“宏观环境规制——企业并购行为”研究框架的内容,讨论了不同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较少文献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在“宏观环境规制——企业并购行为”的研究框架下,根据现有的环境规制方面的相关研究,本文从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角度分别研究了二者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同时,将正式环境规制区分为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并购具有异质性影响,决策部门制定相关环保规定时,应当合理设计环境规制的形式,把握环境规制的强度,实现企业成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第三,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管理层环境特征——企业并购行为”的相关研究。首先,高管的环境意识对企业环保行为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囿于高管环保意识的度量存在难度,鲜有文献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将CEO的环境意识纳入研究范围内,通过手工收集数据的方式,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环境保护信息对企业CEO的环境意识进行量化,环境信息披露在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管的环保意识,是企业环保行为的一种,CEO的环境意识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内在动力机制。其次,CEO的环境保护经历也是促进企业发起绿色并购的重要诱导因素,具有环境保护经历的CEO具备政策、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信息优势,为企业绿色并购奠定了基础。所以,研究CEO环境意识和CEO的环境保护经历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是对当前绿色管理研究的重要补充。第四,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并购溢价的相关研究。并购溢价是并购交易过程中核心的问题,确定合理的并购价格对企业并购的成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资产评估溢价和控制权转移溢价两个方面证明了绿色并购溢价的存在,同时验证了产权性质和国家政策的对绿色并购溢价的调节作用。第五,本文的研究从重污染行业的角度评价了并购的经济效果和社会责任效果。在经济绩效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证明了绿色并购的价值性,即绿色并购能够提升并购绩效,从行业特征的角度对“并购悖论”给予了一定的解释。在社会绩效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证明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工具论,即重污染企业实施的绿色并购更多地是降低社会公众的愤怒成本,借助社会公众对并购事件的关注度维护企业的正面形象和声誉,但是本质上没有提高社会责任承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