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毒奶粉、地沟油、甲醛房、毒疫苗甚至最近的毒汽车事件以及各类环境污染等问题不断出现在大众的视野,这些问题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大众对于这些公司承担起社会责任的呼声也日趋激烈,那么能监督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他们定期对于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各项投入情况等人们十分关心的信息进行披露。另外随着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传统的财务报告很难满足人们的需求,那么关于社会责任的这些非财务信息就需要一个独立的载体传递给使用者,社会责任报告应运而生。自2008年底深交所和上交所相继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指南以来,部分板块的上市公司被强制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分析时发现,强制要求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信息传递,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沟通的效率,但它也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引起公司价值的下降,但是对于公司投资活动的影响尚未确定。本文以投资效率作为切入点,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其的影响。首先,本文对强制要求披露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投资效率的总体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借鉴Biddle的残差模型,计算得到残差值作为非效率投资程度的的代理变量,并以2011-2017年被强制要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进一步,来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投资效率的路径,本文以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的注册地点是否一致以及是否设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来作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水平的代理变量,来研究不同公司治理机制水平条件下,社会责任披露影响投资效率的差异,以公司所处行业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来研究行业特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够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程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较高公司治理机制水平条件下,其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有所削弱,而行业特性也会影响它对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最后通过替换计算因变量模型中的变量重新计算得到投资效率的数据,以及剔除20%样本后两种方法对本文的三个假设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的结果与前文的分析一致。本文分析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机理,并以实证的结果对理论分析提供了证据支持,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经济后果的研究,为企业的相关决策提供了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