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史学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总结这一时期史学活动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史学走向与政治环境的关系,史学观念与政治思想的关系,是进一步深化三国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三国时期史学发展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三国政治制度影响下的史学活动,具体表现为专职史官制度的形成、魏吴国史修纂的连续。魏、蜀、吴三个国家建立之后,各国统治者出于强化思想控制和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需要,纷纷加强了对史学的干预。在此基础上,曹魏设置了著作郎、著作佐郎,吴国设置了太史令、左国史、右国史等专职修史官员,蜀国设置了秘书官,负责各种文件的管理。这个时期的史官拥有固定的俸禄,专门从事修史活动,不再像汉朝那样从事天官的职业,这标志着史官成为专职官员,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史修纂的连续则表现为,在官方干预下,王沈、傅玄等人受魏明帝诏命修纂《魏书》以及韦昭、薛莹等人奉少帝孙亮命令编撰的《吴书》。以上这些,都清晰地呈现出国家垄断修史的特点,因此,这些史书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曲笔现象。三国时期,国家垄断修史仍然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但是与东汉相比,又呈现出迥异的面貌,主要表现为官员私人修史现象的产生。第二、三国政治环境影响下的史学走向,具体表现为史家对于国史内容的时空把握和对于本国功业的着力宣扬。魏、蜀、吴建立之后,纷纷加强皇权,使得这一时期史书修纂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出官方的意志。这个时期,包括私家编纂在内的史著对本国国史的内容进行了时空把握,从时间上看,史家对史书的断限问题进行了把握;从空间上看,史家对敌国的史事进行了把握。对于时间把握来说,史书断限开创了后世史家在帝纪上追记先祖的范例;对于空间把握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它使得后人更清晰地了解当时三国的交往状况。第二,史家站在本国的立场上,对敌国的史事不能正确记载,导致一种事情有两种或者三种记载的情况,为后人研究三国史带来不利影响。此外,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都十分注重宣扬本国统治者的功业。第三、三国政治思想影响下的史学观念,具体表现为君权神授观念的盛行、皇朝正统思想的加强、历史盛衰经验的总结、君主认识理论的发展、夷夏历史文化的认同。魏、蜀、吴三国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纷纷倡导谶纬之学,鼓吹君权神授。其次,倡导正统之说,曹魏以继承东汉为正统,蜀汉以汉室宗亲为正统,孙吴以得到传国玉玺为正统。再次,统治者注重总结从三代至东汉的兴衰成败为借鉴。再其次,对于君主的探讨成为三国史家关注的一个重点。最后,统治者在民族观念上表现出各民族和平共处的思想。在上述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三国时期的史学观念与政治思想的联系更加紧密,君权神授观念的盛行,皇朝正统思想的加强,历史盛衰经验的总结,君主认识理论的发展、夷夏历史文化的认同都是三国时期史学观念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