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后反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文本,《故事新编》在形式因素与思想意蕴两方面都具备无限可开掘性；作为文学者鲁迅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收山之作,《故事新编》是理解其晚年心境及哲学思想的重要文本。这部集子由八篇小说构成,以《补天》始,以《起死》终。从寓言层面解读,八篇皆可看作“‘故’事”的“起死”；同时,亦可视为“补天”后作者对世界“秩序”的探寻。文本内部,《故事新编》语言上古今杂糅,“戏拟”特征明显,体式上从小说滑向戏剧,文旨趋近狂欢。本文的研究兴趣点即落在《故事新编》无处不在的“对话”诗学上,小说中的人物语言、歌谣等与作品的形式特征构架成本文的两个思维层面,谓之“人物对话”和“结构对话”。 从“人物对话”和“结构对话”两个维度对《故事新编》“对话”诗学的探究,一则出于对这部小说集的形式丰富性的体认,二则是因为鲁迅对“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绎具有思想意蕴方面的对话可能性。小说人物语言和文本结构特征只是本文展开讨论的两个出发点,并不能涵盖《故事新编》“对话”诗学的全部问题。“人物对话”是以虚构性为依托的小说中最为“仿真”的部分。本文从《故事新编》的人物语言为切入口,把“语言”问题放置于五四文化语境中,考查了其“对话”特征在八篇小说间的变迁历程,既为呈现“对话”之于小说文本的形式美学意蕴,也为追索自晚清已降的语言运动在鲁迅创作中或隐或显的表露方式。“结构对话”本为探究贯穿《故事新编》八篇小说之共通性的主导形式因素,鲁迅的“故”事“新”编(即“重写”)方式有其文化历史观作潜在支撑。从结构出发对小说形式诗学的观照,是本文着意打通文本“形式”与“思想”意蕴之间对话壁垒的一次尝试。 考虑到外国理论资源的本土适用性,本文对俄国学者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及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参照借用,重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启发,未依照其理论框架作亦步亦趋的细致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