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城镇化问题是我国经济学、人口学的研究热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城镇化的重要性,并且指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我国当下需要积极推行的重要政策。国内有许多学者己通过实证证明非经济因素在我国农民迁移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户籍制度、家庭结构以及“关系”对城乡迁移作用显著,但较少结合我国农村思想特征详细分析家庭禀赋的作用方式。我国农村受传统观念影响,主观偏好存在异质性,且由于农村劳动力“家庭观念”较重,在迁移决策过程中受风险分散机制支配,工作选择以补贴家庭收入、分散家庭风险为首要目标。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基础理论适用性探讨的基础上,提出对于城乡迁移的研究,应基于新经济迁移理论的相对剥夺理论和风险分散理论,多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影响迁移决策的作用机理。本着“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政策理念,文章采用CHIP2013农户微观数据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选择的家庭因素、网络关系及主观思想进行重点分析。从主观思想理论角度出发,本文通过相关性检验、OLS回归以及二元Logistic回归实证了人际关系依赖程度等网络关系因素(基于主观偏好影响)、同辈排位等家庭因素(基于传统观念影响效应)、家庭生活水平自评等主观评价因素(基于相对剥夺理论)对城乡迁移决策存在显著影响。此外,本文运用风险分散机制理论,结合多元Logistics回归实证分析证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为了分散家庭总风险,受传统观念、家庭禀赋影响,存在差别迁移。研究发现,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抉择的因素除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还有同辈排位、同辈劳动力数量、父母是否健在等家庭因素,且影响程度存在代际差异。农民工所拥有的同辈兄弟姐妹人数越多,其越倾向于短距离迁移,或者说是“就近城镇化”;而“长姐”“长兄”同辈排位因素,基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对老一辈农民工迁移决策影响显著,且为消极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却不构成显著影响。此外,“所在村平均生活水平”和对“亲戚朋友信任程度”对跨省迁移存在显著影响,回归结果表示,农户所在村平均生活水平越低,越容易选择跨省迁移;农户对亲戚朋友信任度越高,越不愿意跨省迁移。意味着,农村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对跨省迁移决策影响仍然显著,而其对亲戚朋友的依赖程度使其不愿意迁移至太远的地区,因为迁移至省外需要建立新的网络关系,面临的人际关系风险较高,且旧的村里的网络关系可依赖性变低,因此对亲戚朋友依赖程度高的农户不太会轻易选择跨省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