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陶渊明老大无成的焦灼感、内心矛盾的焦灼感以及时间压迫的焦灼感等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从而论证诗人内心更多的是对现实、对自我、对未来不能释怀的无奈、痛苦和焦灼。但同时诗人的人格里又有着难得的平和与悠然、超脱与和谐，这在其诗文中所表现出的“鸟意象”和“酒意趣”中有很好的揭示，即又展现出一种尤其可贵的超现实性。那么，是什么使诗人最终超越了焦灼感而实现了这种诗意的人格境界的呢？研究认为，其途径有三： 其一，安时处顺、审美自足信念的思考。陶渊明对人生的苦难，对外界自然和社会环境限制人的事实都坦然地接受，但同时他又从“自然哲学”思辩的高度超越着这种苦难和束缚。诚然，陶渊明22年的田园生活在物质方面是失败的，但穷困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并没有动摇他“自然哲学”的信念，在他看来只有恬淡寡欲，索要的尽可能的少一点，人生才能获得宝贵的自由。 其二，自由闲静、任真自适的心态定位。陶渊明的归田，打开了一个超越具体人生的境外之趣。田园茅舍，竹篱密密，杨柳依依，或弹琴饮酒，或耕地种园，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具体可感，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息。在他看来，归田并不是人生的不幸，而是终于挣脱了枷锁，勘破了迷团，走向新的自由境界。他抛弃外在的轩冕荣华，超越田园生活的劳役之苦，艺术地观赏着人生，从中领略着真正的生命意义。 其三，躬耕陇亩、自耕自资生活方式的选择。陶渊明不仅是归田的隐士，而且也是古代隐逸史上少有的自耕自食的哲人。梁启超说，陶渊明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是从勤劳得来”。其躬耕的意义在于，他把儒家高悬于空中的人生之“道”落实到了具体可感的现实人生之中，而且，通过自己的躬耕努力探寻着“天人和谐”的生命境界。这样，躬耕自资作为对人生之“道”的一种承担已超出了普通劳动的单纯意义而成为了陶渊明的人生信念和精神寄托。 陶渊明这种人格精神对后人们立身行事的影响。其以艺术的心情、审美的眼光来观照生活的态度，其崇尚自然和对生活的热爱之情等对今天“以物易其性”的人们无疑具有当头棒喝般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