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工潮”的研究，大多是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之弊出发，把“外来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分化的同质性群体来分析的。这一群体内不断增加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已经出现的分化，在静态的社会分层框架中往往被忽略。与大部分调查集中于外来农民中“完全依赖打工的受薪者群体”均不同的是，本项研究是以高教园区中“占有少量资本、自我雇用”的一个文印业家庭经营户为个案展开的。本文首先以历时态为线索，描述了一户杨姓农民家庭因“生理内驱”（“自给不足”的人地压力）与“心理参照”（农业与工商的比较收益）的双重力量，将血缘关系网由乡村拽入城市、由农业移入工商，从事文印业自雇经营的流徙变迁经历。其次，对杨家的流入地——一个高教园区的形成过程、内部搭配与其中的各类群体进行了分析，各服务区的形成与搭配具有各级政府竞相逐利的痕迹：在现今的官员政绩评价标准下，各级政府愈益畸化为一种“强制——私益型”的特殊部门，首先，在对于土地的征用过程中，通过低价征得土地；然后，一方面寻求大资本的房地产商投资开发，一方面利用公共权力，竞相在公共用地上建房设租，获取小资本个体工商业者的租金；最后，一旦大资本的房地产商进入，个体工商户将被马上逐出，而政府不负担任何补偿。因此，小资本的个体工商户正是在这一过程的间隙当中形成了临时性、不稳定的经营空间——他们随时有因大资本进入而遭政府驱逐的风险。接着，调查聚焦于“外乡人”的经营空间内，对其生产与生活的各个细部进行了描述：家庭自雇经营是建立在生产成本对于生活成本无限剥削的基础上，小资本经营者陷入一个“内卷化”的恶性循环中。最后，对于“外乡人”个体经营的社会条件做出一般性的归纳：与传统与现代之两极型模均不同的是，转型社会在“经济依赖”（交换经济）的背景转换下，仍然执行着“权力经济”的运作逻辑，政府日益市场化、企业化，成为既具有强制力量、又要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殊组织。在这种背景下，前现代社会的“人格依赖”（隶属与依附）无法突破，现代社会的“私有者权利观”与“经济伦理观”无法生长，突破原社区“习俗——指令经济”的“外乡人”，在城市社会中的现代工商精神受到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