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我国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进展加快,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向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模式转变,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扩展的DEA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区域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情况。从时间维度来说,2003-2017年,无论是共同前沿还是群组前沿,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变化趋势都较为平缓,波动幅度较小。由于异质性技术影响,共同前沿生态效率显著低于群组前沿生态效率。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效率存在较大程度的低估。从空间维度来说,常德、黄冈、襄阳、荆门和孝感始终保持生态效率高值,新余、鄂州、景德镇始终处于生态效率超低值区,总体说来,武汉都市圈生态效率高值区较多,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效率低值区较多。本文进一步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进行了空间自相关检验。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效率空间特征并不完全是随机分布的,在某些年份表现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局域空间自相关表明,四个考察年份中,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内大多数城市的生态效率在地理空间中存在着明显的集聚特征,即生态效率高值城市与生态效率高值城市邻近,生态效率低值城市与生态效率低值城市邻近。为了探究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受影响机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重点考察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外资利用、科技创新和人口规模等六种因素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显著提高生态效率,而金融发展则显著降低生态效率,且前者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远高于后者。科技创新和人口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在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上,产业结构和外资利用对周边地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金融发展对周边地区则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根据前文实证分析,归纳出总结性的结论,并就如何改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环境和提高生态效率水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