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以及工业化进程地加快,大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空气质量的恶化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还威胁着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社会问题得到了我国政府的充分重视。为此,我国政府针对大气污染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活动,不仅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数量和形式达到了历史空前水平,而且政府财政对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资金投入也较前增加。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我国地级以上城市还有不到70%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多数省份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仍处高位,污染治理任务依然艰巨。在大气污染治理已经初现成效的背景下,一方面,要保持大气环境得到持续改善,另一方面,要重视大气污染治理的效率。这就要求大气环境的治理工作要在讲究治理方法的基础上提升效率。环境政策工具是政府进行大气环境治理的手段和方法,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不同环境政策工具在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中的作用效果差异的研究较少,且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因此,研究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中政策工具的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为进一步发挥不同环境政策工具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激励作用,通过实证研究不同类型的环境政策工具对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作用效果差异,找到可以提升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环境政策工具组合,从而促进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提升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效率。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本文介绍了我国大气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以及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情况的研究背景,提出了论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对国内外关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以及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本文对大气污染治理以及环境政策工具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环境政策工具作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本文将环境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市场激励型工具以及公众参与型工具。在此基础上,从效果确定性、灵活性和成本效益等工具特性对这三类环境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并介绍了我国不同环境环境政策工具的实践现状,为不同环境政策工具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作用效果差异的实证研究构建了理论框架;第四部分:本文基于Super-SBM模型对我国30个省份2007-2016年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度,并进行横向纵向地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整体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偏低,但是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呈波动式上升。东、中、西部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差异明显,其中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第五部分:本文将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不同类型的环境政策工具作为解释变量,并引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比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及r&d经费支出作为控制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环境政策工具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作用效果差异明显。从全国层面上来看,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与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呈正向影响关系,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呈负向影响关系。从地区层面上来看,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与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对东部地区呈正向影响关系。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与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对中地区呈正向影响关系,但统计上不显著。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呈正向影响关系,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对所有地区都呈负向影响关系;第六部分:在前几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得出的结论进行了总结。在所得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全环境政策工具体系,实现地区差异化管理、提高政府官员素质,优化命令控制型工具使用、合理制定市场标准,丰富市场激励型工具形式、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加强公众参与型工具有效性,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合理引进外资以及整合环境政策工具组合,加快区域联防联控等政策建议,以促进环境政策工具发挥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作用。